华总与商联会的微妙关系 （跃马扬鞭）

我们不得不承认早期（19世纪）的华团对南来的移民（或苦力）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扮演安顿、介绍工作及联系同乡的角色，发挥了守望相助的精神。

正因为后来有许许多多的华团出现，在1937年抗日战争的年代，通过陈嘉庚的号召组成了《南侨总会》，筹账救济中国灾民，并发挥了抗日的功能。这就是说，华团从最初的照顾同乡的职能到后来成了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有效组织。

即便在1945年的战后，华团的功能也是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例如在1947年，两个左翼政党（即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及马来国民（民族）党）准备发起大罢市抗议英殖民政府强行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不理会它们提出的“马来亚人民宪章”，不得不劳驾当时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陈祯禄担任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主席。而陈祯禄则成功地劝服刚成立的马来亚商联会（各州中华总商会组成的联合会）的会长李光前响应，在10月20日成功地举行一天的大罢市。虽然这场浩大的示威抗议行动震撼全马并在历史留下永恒的烙印，但英国不予承认，也就功败垂成。

这是马华商联会第一次继陈嘉庚的《南侨总会》之后的果敢行动，巧合的是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他们两人在战前和战后为华社树立了典范。但在这之后，商联会就不再持续介入领导性的政治活动，也就是不答应再号召第二次的大罢市。由此可见，社团在某个特定的年代有其局限性，不是样样斗争都是一马当先的。

正因为意识到华团的力量和角色不能有效发挥，因此陈祯禄在1949年带动创办了马华公会，以便直接援助被英殖民政府赶入新村的50万华人。姑不论马华当初的反共立场能否代表倾向左翼的华人，但它至少伸出援手解救陷于水深火热的人民，从而也赢得它的政治地位。

虽然在这之后，马华一直声称它是代表华人的唯一政党，但先是在60年代面对社阵的冲击；继之在70年代面对民政和行动党的夹攻；而后就不断地受到行动党的挑战，直到2008年的政治海啸，马华才警醒原来它所声称的代表华人不过是一厢情愿，并没有得到大部分华裔选民的认同；反之行动党却因此意外地成为被华社赋予使命的一个华基政党。

这种残酷的现实反映了不论政党或华团，它所宣称的代表某一族群的利益是很主观也是自我定位的想法，不具实质的意义。既然政党的代表性都不容易捉摸，那么华团的代表性的权威又在哪里呢？

除了1947年那一场大罢市展示民间政团的力量外，下来就是在独立前夕，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期岳于1956年介入马华党争而另立马来亚党，他很快又在同一年结合吡叻中华总商会会长及吡叻中华大会堂主席刘伯群领导的华团运动，形成与马华相抗衡的争取独立条件的发言权。不幸的，他们的代表性受到忽略，其备忘录更被东姑身旁红人陈东海束之高阁，以致一事无成，光环倒戴在马华的头上。

而在较早的时候，在1954年成立的董总也与1951年成立的教总取得了联系。在林连玉身先士卒下，于1955年普选前夕，直接向联盟摊牌，要求明确保证华文及华校的地位。

自此之后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仍然与政府抗争的华团首推董教总，结果是1961年以林连玉的公民权被吊销换取华教在风雨中挺进的艰辛历程。此时大多数华团也已放弃了参与直接抗争的运动。例如独立之后的中华总商会仍然保留其全国性的组织，惟它已不再扮演火车头的前卫角色，而是回归本位在商言商下或转向支持政府的政策或通过其他温和途径对政府的政策提出异议。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中华大会堂出现扮演劝谏的角色，其因由是这样的：在70年代中期，商联会被通知不能“越俎代庖”争取语文教育课题，乃转而通过振兴各州大会堂继续争取，不过领导人是重叠的。例如70年代林苍祐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乃邀请商会领导人重组平章会馆，于1974年正式易名为槟州华人大会堂。商会的领导人庄汉良、许平等及祝清坤也先后地扮演领导的角色，这是两会早前的微妙关系由来。

到了80年代，在槟州大会堂举办的一场全国性文化大会，基本上是中华总商会在主导，它团结各州的大会堂及董教组织，激起了民族浪花，一方面决定向政府提呈文化备忘录；另一方面则寻求成立民权委员会，以便它成为一个压力集团。可是雪隆大会堂在80年代筹组的“党联”（联合会）一直未获批文，直到1991年在林玉静与马华公会合作下，才取得注册，且在1997年改称“华总”，但此时它已不再是压力集团，而是被认为已被收编，成为支持政府的另一个支柱与商联会相互标榜。

这就是说，华总与商联会及马华公会在90年代后形成鼎足而立的三大机构，既各司其职，又互通声气。1999年大选前华总与商联会共同向马哈迪首相表示支持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它意味着它们已是政府的护航队伍，也与马华声应气求，彼此是没有理念上的分歧。可是日子一久，尤其是在308政治海啸后，由于两个组织的结构与人事已有巨大变化，不再二合为一，更像一分为二，以致在礼节上的排位和对事件的看法不同，反而变成一个敏感的课题。有时也发生孰大孰小的争议，难免使到商联会认为不如抽身而出，不再被当成附属会员看待。在它看来，这样的和气收场当可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其实，马华也好，华总也好，商联也好，它们究竟代表了全部的华人还是部分的华人，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商联与华总重新寻找定位也不是坏事，至少它们知道它们所能代表的是相关课题的发言权与争取权，而不是整体华人的利益，千万不要自我膨胀，必须实事求是，才能争取成果。这远比用表象堆砌起一个不具权威的大团结虚像更为重要。就此而言，华总与商联会重新划定关系也是恰当的，若是勉强维持旧格局，已不符合当下的现实需求。

刊登于2009年8月11日 《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