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 （直挂云帆）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满清267年的专制和后来的颟顸无能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第一次赋予中国有国号和边界的新国家，告别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陈腐思想。就此意义而言，孙中山缔造的“中华民国”确实是了不起的改朝换代。然而孙中山的革命果实很快地不幸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所篡夺，中国再次陷入内外交困危机，因而有了1919年的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以波浪壮阔的气势席卷全中国。它不但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才认真地引进了西方的“现代性”和澈底批判了封建思想。鲁迅的《阿Q正传》成了经典之作。

但是当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后，他的“联俄溶共”政策也宣告失败，蒋介石从来不相信“和平共存”，因而在1927年向共产党人开刀，国共合作宣告破裂。随后的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而蒋介石还是相信“攘外必先安内”的教条，对中共党人毫不容情，直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才促成蒋介石与中共联手抗日。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也就成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新一轮攻势。

由于国难当前，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出全民抗日的号召，也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将其武装力量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国共第二次联手下，中国展现了一线生机。
正因为抗日的到来，在救亡压倒一切下，中共提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迫性，以取代较为软性的“现代性”。这在当时是无所争议的，因为中国人民也看到日本的巨大野心是要鲸吞整个中国。
根据史料显示，1928年时，外商垄断中国的经济超过了70%，在商业上更高达90%，而在1937年后，日本逼使其他国家的外资撤走，改由日本企业取而代之。这种“以战养战”的手段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已不能对西方国家抱有幻想，也不再指望西方国家来拯救陷入水深火热的中国。于是一股反西方的情绪蔓延开来，包括民族资本家也倒向支持中共所追求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实现。

果然不出所料，在1939年德国纳粹在希特勒领导下，结合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及日本军国主义者，组成了轴心国，企图征服全世界。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此时正穷于应对希特勒的挑衅，再也无法给中国给予实质的援助，中国人民只能依靠自己摸出一条求生的道路。

1945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就以战败国的屈辱身份退出亚洲舞台。中国又再进入了国共合作或对抗的关键时刻。

在一山难藏二虎下，国共合作又再破灭，迎来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生死决战。从1946年起一直打到1949年的内战，终于定出了胜负，毛泽东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也成为中国的未来方向。当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也就是60年前的今天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那一刻，所有的中国人都热泪盈眶，人人内心深处迎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而海外的华人，也为新生的中国而欢呼，但因为思想上的差异，也有华人为国民党的失败而扼腕。

这就是说，从那一刻起，毛泽东三个字已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上，他们为新时代而歌唱《东方红》。由于毛泽东比孙中山更澈底和明确地解放了中国，他在新中国的历史地位，无人可以比拟。经过整顿和改造，到了1952年，中国基本上铲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势力，代之而起的是国营经济与计划经济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如果不是1950年韩战的爆发，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好与更正常。但即便如此，中国在韩战于1953年结束后，还是继续高唱“社会主义好”。由此可见，国家的发展势头不因韩战而停止或倒退。一项值得注意的发展是1955年时，毛泽东提出了五大原则的和平共处政策作为外交的方针，但在1956年，苏联的克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专制政策，否决个人崇拜，并鼓吹“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后，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苏联已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而且将因之复辟了资本主义。

西方的国家将这种思想意识的改变形容为从内部改变共产国家的体制，或称之为“和平演变”，而毛泽东最讳忌的就是对中国新政权的和平演变与和平颠覆。因此他先下手为强，在1957年开展反右大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乃至1963年掀起高潮的中苏论战，充分反映出中国绝不允许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发生。

在毛泽东抗拒和平演变下所发生的种种运动，当然也带来悲剧性的苦果。例如大跃进后出现的三年饥荒也给中国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在1961加以探讨和尝试纠正。不过，中国的整个方向却导入了阶级斗争，以防止所谓江山变色。

其中最明显的是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更进一步否定了借助西方优势走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而是继续采用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来强化政治运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当1976年四人帮一网成禽及结束十年浩劫的文革后，文革成了毛泽东的“败笔”，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仍得到肯定。邓小平的三七对开成为一个被接受的评价。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他大胆地用“现代性”的理论取代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从而将中国门户开放，一转眼间30年又过去了。事实也证明中国经历了翻天地复的变化，已经脱胎换骨，在经济上成为一个巨人。

可是，30年的改革开放，也为中国引来一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跟着经济体制的灵活而修改和调整吗？这是一个十分棘手和争论性的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答案，但胡锦涛的17大的报告中的就突出和强调要永远记住中国今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

这告诉了我们：中国可以丢掉计划经济，但不会丢掉“毛泽东思想”（不过对毛泽东思想已转成一代人的智慧结晶，不再限于毛泽东一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作适当的修正。虽然“大海航行靠舵手”兴起于文革，但60年的新中国依然需要舵手指引才不致迷失方向。胡锦涛借六十年国庆，突出了这一宏旨。

刊登于2009年10月1日 《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