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兴与他的时代 （现代春秋）

10月4日，凤凰友好联谊会槟州分会主办陈福兴逝世20周年的追思会，主办当局请我在追思会上作一个政治评析演讲。我想来思去，觉得最好的讲题是针对陈福兴的年代来表达一个大时代的变动。这种的改变是巨大的，也是一个时代的转折。 陈福兴（1940—1989）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槟城人。他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于马来亚独立后。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他仍然是韩江中学的高中一学生。 虽然我也在那一年就读小学六年级，被安排在后排课室上课，中学则在前排课室上课，全由中学校长掌管。这就是说，小学（指五六年级）的活动有时是与中学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 在那个时候，我对陈福兴是没甚有印象的，直到1958年韩中礼堂的那一场罢课，我才知道什么是学潮，而陈福兴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是一名参与者也不是那场学运的领导人。 1959年陈福兴毕业后的隔年就投身政党活动，他参加的是由阿末波斯达曼领导的人民党。在当时，人民党与劳工党合组成社阵，是国内最大的反对党，而且旗帜鲜明地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矢言要在马来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随着社阵的壮大，它在1958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中又增加议席，因此在社阵的控制下，选出了劳工党议员拉玛纳旦成为乔治市市长，掀开左翼执政的第一页，社阵也就借势扩大影响力，形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槟城州。例如1961年社阵在乔治市市议会选举中，以秋风扫落叶的姿态夺得14个市议席，剩下1席归联盟的庄友良所有。 陈福兴并没有参加市议会的选举。当1963年乔治市市议会再选举时，社阵气势大不如前，从14席跌剩9席，联盟及新崛起的民主联合党（林苍祐的党）合共6席。虽然社阵仍然执政，但内部也开始酝酿分裂，例如黄添寿与崔耀才争市长职即为一例。 1964年的国州大选，社阵是信心满满地扬言要夺取槟州执政权，但它并没有算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对左翼的社阵构成一定的威胁，而是比较乐观地相信由三党组成的社阵（在1963年时加入另一个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的国民议会党，与劳工党及人民党合成社阵）可以在大时代的挑战下突破包围而取得一定的胜利。 因此当时社阵的排阵是把知名度较高的领导者攻打非安全区，而将较安全区让新人上阵。例如林建寿改攻阿依淡选区，黄添寿打峇眼亚占区，而两名新秀陈福兴及许平城分别在日落洞及丹绒南区参选，结果只剩下这两名韩中的高材生中选为社阵州议员，其余候选人皆告败北。林建寿仅侥幸地保住柑仔园国会选区。 至于他的同僚陈朴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陈朴根在丹绒国会捍卫其议席，但遇上民联党派老大林苍祐坐镇。林苍祐把丹绒视为他卷土重来的基石，一举击败了联盟及社阵候选人。就这样林苍祐又再粉墨登场在槟州政坛呼风唤雨了。 这就是说，社阵错误的判断形势而遭致失败。其一是社阵的组合有一部分的力量是倾向大印度尼西亚的，而印尼总统苏卡诺又扬言要粉碎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掀起马印对抗），造成华裔选民对社阵的立场有所置疑。其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的领导下，也以第三势力插足大选，给社阵增添压力。凡此种种，加上马来西亚已告成立，社阵又持续反大马的立场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于是在一场难以理解的思潮斗争中，社阵的反大马的社会主义立场并没有取得优势，反而成为它在选举中的一个“包袱”，被当政者攻击与印尼站在一起，要粉碎马来西亚，而被指为有违马来西亚人民的利益。 我也在1964年后开始与陈福兴和许平城较有来往，而他们以议员的身份也在后期成为我这位新闻记者采访的对象，毕竟我们大家都是韩江人，有话不妨直说。 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社阵并没有改变它的既定的政策。在1966年苏卡诺政权旁落，苏哈多政权抬头，马印对抗结束的当儿，则是中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社阵或者贴切地说劳工党（因1965年人民党与劳工党分裂，而结束社阵组合。陈福兴也因之退出人民党加入劳工党）终于切断与印尼的反共路线（苏哈多政权被视为美国扶持的一个亲西方政权，对印共毫不容情），转而更为接近文化大革命的立场。1967年10月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是用文革的语言表达出对当政者的抗议与不满。 陈福兴在这个大风大浪的年代当选劳工党全国副总秘书，无喜可言。因为他已在内安令被逮捕（1967年7月8日），失去自由，再也无法履行党的职务。 就这样一晃15年过去了，外面的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福兴才在1982年的国庆日离开监狱，重见天日，然而此时外面的世界对他太陌生了，尤其是在1964年与他一起当选州议员的林苍祐，已贵为槟州首席部长，而社阵及劳工党也已成为历史的名词，社会主义似乎与时代擦肩而过。1969年槟州是改朝换代了，但与社会主义无关。对于像陈福兴这样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人，他们的失落与遗憾是可想而知的。1989年，陈福兴的意外逝世也让信仰社会主义的同志们同声一哭，他们没想到迟来的自由换来的是过早的英年早逝。 如今一晃眼又是20年了，槟城又再一次改朝换代，但也是与社会主义无关。当我们在悼念这一代政治坚贞人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思考：社会主义能否开花结果，或者不流血的社会主义可否通过改革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