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教育”回娘家 （跃马扬鞭）

在我的印象中，“华文教育”是一个特殊的名词，它带有民族的情感来推动和发扬民族的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它往往与政治挂钩，且不时受到政治的局限。这对马新人民来说是一页沧桑，也是一个赓续不断的斗争旗帜。

例如在1919年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也连带动海外的华人在殖民地开创华校，传授中文教育。由于马新的华人社会如雨后春笋地开办华校，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戒心，因而推出新法令要所有的学校必须进行注册，不是随华社要开就开。当时的马新华人社会虽通过“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和槟城领事据理力争，反对英政府刻意控制华校发展，但未能成功，只得一方面依法办学，又一方面鼓励华团；尤其是乡团兴学办校。这就是说，在1920年后，“华文教育”已成为马新社会的特有教育，而且时不时成为政治课题。

在那个时候，中国虽已进入民国时期，但军阀的割据也阻挠中国走向兴盛和富强，因此在其时，控制北京的军阀也只能按能力推动国民教育，也即是中文教育，或称中华教育。我们没有听闻中国推行的是“华文教育”。

由此可见，“华文教育”是针对海外华人推动本身民族文化的一个伟大使命，有别于中国国内推动和发展的中文教育或汉文教育。

不过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的华校生就卷入支援中国的抗日洪流中，因而不但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为反日的温床，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被英殖民政府视为培育左翼份子的温床，更将华校归为中共统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华文教育”也变成一个“敏感的政治课题”。

其实，在东南亚也只有马新华人社会将华校推动成为一个体系，并在1951年由林连玉组成全马华校教师总会（教总）及在1954年又成立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董总）。最高的体现在1956年开课且在1958年正式开幕的南洋大学。在那一年，它象征着马新华社维护和发展的华文教育达到高峰，是中国以外的唯一华文大学。

至于泰国，它早在第二次大战前（1938年）已不让华校发展；印尼则在1966年苏哈多政权抬头后，也全面地镇压华校。因此在60年代之后，只剩下马新华社在苦撑华文教育的旗帜，但也充满了辛酸泪。

转入80年代，新加坡的“南洋大学”被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华文教育”已不再具备完整的体系，重心转入马来西亚。

这样一来，环顾东南亚国家，在今天能够称得上具有华文教育体系的当推马来西亚，它有1291间的华文国民型小学；有78间改制的国民性中学（虽其定位有争议性，但它们组成的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则简称为“华中”）；另60间华文独立中学及后来出现三间具有华校传统的学院。

在千禧年后，我们注意到东南亚的国家这些年来已比过去更加重视华文教育。其中最令人激赏的是印尼华教断层30多年后，竟有机会探出头来。除了印尼华社的艰苦坚守外，也多得这些年中国的教育机构和单位提供资力与人力的援助，才使到印尼的华文教育展现新机。

泰国和菲律宾虽在努力，但规模和组织还是有待提升。因此如果要在东南亚及其他国家推展华文教育，除了由中国政府自行肩负重任外，其他方面是力之不逮的。也许正是由于时代的转变，中国已意识到它的使命不单在国内发展中华文化，而且也有责任在海外协助华人维护和传承自身的文化。

于是在2004年，中国国务院及其他政府部门合作成立了“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集资协助海外华文教育。这也是中国首次将“华文教育”的字眼纳入其工作议程中，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让“华文教育”回了家（原本在马新“流浪”80年有余）。当基金会协助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及北京华文学院成立时，意味着中国已名正言顺地将“华文教育”当着一个文化使命来推动，除去了政治上的障碍与敏感，这对在海外从事华教工作的人来说，总算盼到一个转折的契机。但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考验。如果说“孔子学院”的设立是为了让世界各地的人民方便学习中文汉语，那么“华文教育”基金会的出现就赋有更深一层的任务来使华文教育名副其实扎根在东南亚的华社之中。

刊登于2009年11月23日 《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