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改變馬來半島命運軌跡

1949改變馬來半島命運軌跡　．林友順
一九四九年神州大地風雲變色，也衝擊馬來半島，改變華人的命運。當時馬來半島華人社會分成國共兩派，而反共的英殖民政府全力鎮壓馬共，將馬共分子和親共人士遣返中國，導致許多華人家庭從此隔絕，甚至終生無緣再團聚。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馬新兩國與中國交往正常化，但當年一些返回中國的華人或馬共成員仍無法回大馬或新加坡，成為「亞細亞的孤兒」。
一九四九是中國大陸易幟的年份，遠在神州大地的國共鬥爭，也改變了南洋的馬來半島，尤其是華人社會，而其影響，更是延續至今……

十月底，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到馬來西亞推介新書《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主辦新書推介禮的馬國行銷量最大日報——《星洲日報》在當天被迫開放兩個禮堂，以容納蜂擁而至的讀者。同樣地，在新加坡，十一月初，新加坡傳媒中心二樓禮堂爆滿，部分觀眾移到場外，近千人聆聽龍應台的演講《站在歷史的碼頭 回看大江大海》。馬新兩地的這批包括老中青的讀者，有者是因慕名而來，一些則希望能聽聽龍應台如何評定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大江大海。

不過，一些出席者難掩失落感覺，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圍繞的是中國國共戰爭失敗者的歷史，它並沒有觸及因國共戰爭而成為歷史悲劇主角的馬來半島數百萬華人。他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龍應台」，書寫「馬來半島的一九四九」。

馬國華裔人口約六百萬，佔國家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屬於第二大的群體。華人在新加坡則佔總人口的七成四，約二百七十七萬人。馬新兩地華人從中國移民南來的歷史悠久，不過大規模的移民還是在二十世紀出現。中國人移居馬國在一九五七年馬國獨立後停止，但在新加坡，八十年代開始持續至今，又出現為數不少的中國新移民，在這個島國打拼。早年許多中國移民到南洋，是為了改善生活，並希望有朝一日能衣錦還鄉，讓家鄉的家人都能過較好的日子。不過，國共戰爭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也因馬國政策的轉變，令許多人夢斷回鄉路，帶著見不到家鄉親人，無法落葉歸根的遺憾離開人間。

國共鬥爭也導致馬來半島的華人社會分成兩派，其中已是南洋成功企業家及僑領的陳嘉庚，本是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但在四十年代回中國訪問，與國共兩黨都有接觸後，開始對共產黨產生了解，並在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時，反對美國支持蔣介石。一九四九年，陳嘉庚應毛澤東之邀回國，並以華僑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十月一日，他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此後他定居中國直至去世。

馬國的中國及東南亞研究學者謝詩堅指出，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時，馬來亞仍由英國人統治，不過，英國人在一九四八年預見中共在與國民黨的戰爭中將會取得勝利後，在馬來亞推行一系列的政策，以在軍事上、政治上、教育上及文化上壓制境內受中國影響的左翼力量，避免馬來亞被「赤化」。英國人頒布緊急法令，宣布馬共為非法政黨，推行新村政策，把五十萬名在森林邊緣及馬共活躍地域的村民強迫性遷離至集中營，並對他們實行宵禁政策，試圖切斷村民與馬共的聯繫。與此同時，英國人也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共同對抗日軍侵略的馬共游擊隊展開軍事行動，迫使馬共撤退到馬國與泰國邊界的深山。

他說，為了壓制馬來亞境內的左翼力量，一九四九年二月，英國人也支持成立由親國民黨人領導的馬華公會，協助爭取華人社會的支持，以對抗受中共影響的強大左翼力量，並成為馬國執政聯盟成員黨。馬華公會首任總會長為陳禎祿。此外，英殖民政府也管制被指是「共產黨溫床」的華校，同時禁止馬來亞居民訪問中國，凡回返中國者將不再允許來馬。謝詩堅透露，他的叔叔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回返中國結婚，結果直到他在一九九零年離世也沒有機會重新到馬國與其他親人團聚，成為他終生的遺憾。

由於新中國的成立及中共對海外共產黨的支援，這使在國內面對共產黨武裝力量對抗的東南亞國家對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持有很大的戒心，東南亞非共產國家人民到中國探親訪問幾乎是徹底的中斷，許多家庭被迫分離，留下人間悲劇。尊孔獨立中學校長吳建成對亞洲週刊說，他的父親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年僅八歲就隨親人移民馬來亞，期間曾多次提起要回返中國老家探親及回味他當年出生的地方，不過，因為政府的限制，隨後又因年老體弱，直到他在一九九二年逝世，他都無緣重溫他的童年生活及見到他的童伴與親人，帶著無奈與遺憾離開人間。這種情況在馬國很多華人家庭都有發生。

華人為避當兵回中國
一九四八年英國人血腥鎮壓馬共時需要大量兵員，因此到處抓壯丁當兵，許多華人家庭為了避免孩子當兵，紛紛把孩子送到中國留學；此外，許多被英國人懷疑是馬共支持者的華人也被扣留並遣送到中國，這種情況直到五十年代中國拒絕接受被遣返的馬國人才停止，無論是逃避兵役或被遣送到中國者，他們都在新中國成立後無法再返回馬國，遠離家人，兩地相思。

在馬來亞出生的陳文祥在五十年代因父母擔心他被英國拉去當兵，被偷偷的送到中國留學，結果當馬國獨立後全面切斷人民訪問中國時，陳文祥變成有家歸不得的「亞細亞孤兒」，家人無法前往中國探訪他，他也無法與家人團聚。七十年代馬中建交後，馬國有限度的允許人民訪華，他的哥哥隨著旅遊團回鄉探親，兩兄弟才有機會見面。可是，他還是不能回返馬國，直到九十年代馬中關係正常化，他才能重新踏上他的出生地，不過這個時候已經相隔將近半個世紀。

現年七十一歲的李其木（方山）是新加坡人，他與許多第一及第二代新加坡人一樣出生在中國。年幼時因家庭貧困，父親被迫離鄉背井，到南洋謀生。一九四七年中國國共戰爭激烈，年僅九歲的他跟隨母親逃難到新加坡，隨後就在新加坡落地生根，故鄉變成很遙遠的地方。

上世紀六十年代，他進入東南亞唯一的中文大學南洋大學，與許多同學一樣深受左翼思想的影響，並因此投入革命運動。在李光耀政府對左派及馬共展開全面的鎮壓行動中，他與地下組織同志逃離新加坡，最後逃抵馬泰邊境的森林，成為游擊隊員，從此與家人失去聯繫。一九八九年馬共與馬泰政府簽署和平協定後，他與新加坡籍的游擊隊員雖然想要回返新加坡與家人團聚，可是因新加坡政府提出的「苛刻」條件，他決定不回返新加坡，而是追隨馬來西亞籍的太太定居在馬國。馬國讓他以旅遊簽證在馬國定居，新加坡卻要他答應條件才能回返，李其木對此非常不是滋味。目前仍有逾三十名新加坡籍馬共游擊隊員滯留在馬泰邊境，包括曾任新加坡議員的黃信芳。
雖然新加坡目前與中國關係密切，可是這些受到新中國成立影響而擁抱左翼思想的新加坡人，他們還是有家歸不得，也沒有得到中國的協助，成為「亞細亞孤兒」。一些新加坡游擊隊員帶著遺憾離開人間，這包括被李光耀形容為馬共在新加坡的「全權代表」方壯璧，至於仍活著的人，他們快速衰退的軀體則在與時間競賽，等待奇蹟的出現。

一九四九年中共擊敗國民黨成立新中國，對馬來半島產生極大衝擊，也加劇當地的親共左翼及親英國人的右翼的博弈。由於對赤化的憂慮，英國人在馬來半島對左翼加強鎮壓，同時也對半島人民與紅色中國的交往給予阻礙，而懷有濃厚中華情意結的左翼卻展開反擊行動，南洋大學就在這種國際大環境下誕生。

在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為了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在美國的資助下，提供金錢援助鼓勵海外華人到台灣留學。由於政府的禁止，長期以來到中國大陸留學的半島華人在失去留學的基地後，被迫轉到台灣留學，而南洋大學則是取代中國讓左翼南洋華人留學的學府。

一九五三年，新加坡著名僑領陳六使號召半島華人社會設立一所華文大學，個人也捐出五百萬新元，他的行動即刻獲得華人社會的熱烈回應，小販、小商、三輪車夫、司機及勞動階級以各種形式支持，南洋大學很快就在一九五五年成立。南大不僅成為東南亞最重要的中文大學，也成為左翼力量的重鎮，因此成為英國人及親英國的馬新政府的眼中釘。半島左右翼的博弈使南大成為雙方必爭的據點，華文教育也被新加坡政府視為是左翼的溫床，因此面對被剷除的命運。南大成立後與政府的鬥爭從不間斷，最終也導致陳六使被新加坡政府吊銷南大理事會主席及公民權。一九八零年新加坡政府把南大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南大因而成為歷史。由於重英輕華及強烈的反共立場，被當局與共產主義劃上等號的華文也成為被打壓、被邊緣化的語文，英文成為新加坡的主導語文，受華文教育者被排除在主流外。

一九四九新中國的成立也使馬來半島失去了重要的華文教育資源。半島的華校師資、課本在此前皆來自中國，新中國成立後，師資幾乎中斷，課本也被本土化，半島的華文教育的中國影子逐漸淡化。

馬國與中國建交贏選票
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反共國家中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國家，一九七四年第二任首相拉薩勇敢踏出第一步，不過，馬中關係發展仍然緩慢，直到一九八九年馬國政府與馬共簽署和平協定後，兩國關係始見逐步正常化。馬中建交談判艱苦，當時還是處於濃厚的冷戰時期，而中國對馬共的支援及馬國境內約四十萬名沒有國籍的華人問題困擾著兩國，經歷十八個月十一輪談判，兩國終於達成建交的共識。曾任《星檳日報》總編輯的謝詩堅認為，拉薩當年是因國內政治的需要而與中國建交，不是為了與中國搞好關係。他指出，在與中國建交前，華人選民基本上傾向在野黨，為了贏取華人選民的支持，拉薩打出了「中國牌」，並且在大選中充分利用他與毛澤東握手的照片宣傳，最終漂亮的打贏大選。

由於中國堅持繼續支援馬共，並把兩國建交視為政府對政府關係，而中共與馬共是黨與黨關係，面對馬共武裝鬥爭的馬國，因此對中國保持深厚的戒心，不僅兩國關係無法正常化，兩國人民的往來更是受到嚴格管制。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四年，馬國人民欲訪問中國幾乎是不可能，馬國護照第一頁清楚寫明中國與朝鮮、古巴、南非及以色列是被禁止訪問的國家。兩國建交後，馬國政府稍微放寬人民訪華，不過仍有諸多限制，這包括訪華者年齡需超過五十歲，只能探親及經商。

一九八九年馬國政府與馬共進行和解談判，政府放寬人民訪華限制，允許超過三十歲的人民到中國旅遊，不過必須是隨團集體出發，而年齡超過五十歲者則可以自由申請到中國旅遊。不過，訪華旅行團必須有警方隨團，監視團員的行動；而人民訪華也被限制三年一次。謝詩堅指出，他在一九八零年以商人的身份參與廣州交易會，他們不僅需要向當局申請，同時在中國期間不能離開廣州，而晚上隨團的警方代表也會查房，確保所有團員不會開溜。團員返馬後仍會受到警察情報部的電邀，報告他們在廣州期間所見到人。管制的嚴密程度不遜於共產國家。拉曼大學當代中國研究組主任謝愛萍也有同樣的遭遇，她透露，一九八九年她仍在馬來亞大學任教時，受邀到廈門出席學術研討會，在她提出申請時，警察政治部卻向她了解為何會受邀等問題。

一九八九年，馬共與吉隆坡政府簽署和平協定，馬共結束武裝鬥爭，馬中關係的最大障礙消除了，馬國政府宣布撤銷人民訪華的限制，馬國人到中國旅遊，不再有年齡、次數及形式的限制；出席廣州交易會的商家雖然還是需要向貿工部提出申請，不過所有申請皆被批准，不像在以往般一些商家被拒絕。而且，商家出席廣交會時逗留中國的時間從原有的十五天放寬至無限期，同時商家也不再受限制到中國其他城市訪問。這為馬中兩國關係開創新局面。然而，這一拖已經是五十年，許多人已經等不到這一天……

中國成為獅城成長動力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後，馬中兩國人民已經可以自由往來，如今，更有不少馬國人到中國經商和深造，乃至工作，可是，兩國在許多領域仍有待提升，這包括互相承認兩國大學文憑、允許兩國人民免簽證訪問等。冷戰時期的家庭分散雖然已經沒有那嚴重，不過因馬中兩國的保守移民政策，這使兩國人民結婚面對長期居留的問題，出現現代版的兩地相思的悲情。在新加坡，中國經濟、中國專才、中國勞工、中國移民已成為獅城社會成長的動力，然而，當年支持新中國成立的新加坡熱血青年，他們卻繼續被排斥在歷史主流之外，等待「自己的龍應台」為他們書寫歷史，述說他們未獲歷史公平對待的故事。

转载自《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