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泉安是“市长”料子—回应公开招聘市主席之议 （现代春秋）

今年2月的时候，我在本栏发表题为《推荐黄泉安出任槟岛“市长”》一文后，没有得到他的直接回应。未想在11月时，黄泉安也在本版发表题为《公开招聘市政局主席》的文章，与我较早前的议题相映成趣，值得进一步探讨。 很显然的，黄泉安的理论基本上与我的观点相差不是太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向来主张政治人物担任市政局主席，而黄泉安则倾向公开招聘市主席。 我不敢说黄泉安的建议“天真”，但我敢说好像行不通，理由如下：①这市主席是一个权力相当大的官职，虽然屈从于首席部长之下，但举凡地方事务如大兴土木或小兴屋宇事项都归市政局管，即使首席部长住的官邸或私邸，也要经市政局一关才能取得“合法”地位。 ②首席部长的权力是州宪法赋予的，是民选出来的；市主席的权力是地方政府法令制定的，曾是民选，现在是委任。两者各有功能。严格来说，槟州的两个地方议会（威省市政局及槟岛市政局）几乎分享了首席部长一半的权力。③举例来说，老百姓每天醒来面对的问题莫不与市政局有关，沟渠不通，街灯失灵，垃圾处处都要找市议员或市局官员来解决，很少涉及非找首席部长论理不可。 这就是说，市政局看起来权力大不如州政府，但它管的事可够多和够细，也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州政府都会想法设法控制市政局，以让这个机构直接为民服务或最低限度为执政党服务。因此很难想象这样的重要职位可以招聘？也不合逻辑（最好也是民选，以和世界级的大城市媲美）。 今天我们对市政局结构有争议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在1965年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将之纳为州政府管制的体系后所衍生的一连串的改变和抗议，指责中央扼杀地方民主；尤其是反对党大力鞭伐政府开民主倒车。 自此之后，由于地方议会归州政府管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由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委派主管人员，直到1976年地方政府修正法令出炉后，终于制度化地方议会或市政局由中央和各州政府共管。但不知是谁订的规矩，在林苍祐担任首席部长时，他是主张和同意由公务员担任市政局主席，政党则按比例分配出任市议员。这就是说，地方议会或市政局已变成执政党操控的外围组织，也成为政治利益的角逐场。 为什么林苍祐不直接委任其党领袖担任市政局主席？是否有中央的指示或压力，我们不得而知。久而久之，老百姓也真以为只有公务员才有资格出任主席而未置疑其为什么？也只有到了1990年大选民政只保住7席，而巫统保有12席，合起来以19席执政（槟州议会当时共33席）后才突然地出现一个逆转。 民政原本建议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但巫统基于政治现实认为不妥，乃劝服民政党人出任，并同意也让民政党人担任槟岛市政局主席（因为在民政党看来，没有市政局主席，民政的执政槟州是弱势和不具实权的）。就这样槟州民政主席陈锦华以政治人物身份（首次）出任市主席，辅佐新任首席部长许子根。民政的影响力也随之膨胀，直接地巩固了民政在槟州的主导地位。1996年陈锦华的市主席职位被丁福南取代，同样是政治人物驾驭市政局，并没有人置疑这样的安排是错误的，因为市主席与首席部长相辅相行，彰显了槟州政府的治州能力。 可是到了1999年大选后，也不知为什么市政局主席又回到公务员担任？表面理由是丁福南已升任州行政议员，不能身兼两职，但理由不够充足，因民政大有人才。因此背后是否有政治压力，许子根没说，我们也存疑。 因为制度的打回原形，遂使到槟州政府的影响力逐渐褪色，许子根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权力被架空”的危机（2006年巫青拉布条羞辱许子根，未被处分反映了某些巫统领袖的自大与目中无人）。也因为这样，民政党在2008年大选遭遇滑铁芦，输得不清不楚，不能不说与权力结构的被分化有关。 在另一方面，反对党也抓紧机会向执政党开炮，行动党更在大选前力倡还民第三张票（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以刺激选民支持反对党上台。 现在反对党上台了，林冠英也当了首席部长，就是对第三张票提不出一个方案来。虽然通过槟州议会要求中央恢复地方选举，但意义不大。为什么槟州政府不能先行一步？既然黄泉安指出权力在首席部长手里，为什么不敢敢委任政治人物出任市政局主席，作为“还政于民”的第一步？ 我们也不知道林冠英有什么顾虑？难道陈锦华及丁福南出任市政局主席职间的政绩不好吗？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和推荐黄泉安出任市主席。因为他具备条件和资格，也是适当的人选。不然林冠英怎么会委任他担任首长幕僚长？ 就我看来，这个重要职位是不能公开招聘的，他必须是首席部长的同路人和同一政治理念的人，也只有牡丹配绿叶才能相得益彰，而且我也相信这么重要的职位是没有人敢应征的。 如果行动党还是坚持第三张票，那么它应该委任政治人物（有议员身份的更好）担任市主席，让他也以问责制面对选民。他除了得向首席部长和行动党及民联负责外，更要向市民交出成绩单。反之如果继续采用公务员制度，则行动党与民政党又有什么不相同呢？我们不知道林冠英在此课题上有什么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