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红烛故乡行》（跃马扬鞭）

11月23日我在本栏发表《华文教育回娘家》一文是有感而发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华文教育”具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对海外的华裔或华侨而言，因而把“华文教育”接回家去培植，让它更好地发展而具有良好的条件在海外形成一条文化纽带。

我之所以感触良多是在应邀参加第二届《海外红烛故乡行》之旅后所得到的启发。这是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办，委托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承办暨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赞助的教育交流团，为期两周。由11月5日至18日，共有30名来自9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者参与其行。马来西亚除了笔者以韩江学院之名应邀外，另两人是董总主席叶新田及教总主席王超群。整个行程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各地游览和参与座谈会，及后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与华文教育基金会的领导会面，了解基金会的操作情况。

由于应邀者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教育工作者，因此主办当局表示不是要诸位来“受教育”，而是“犒赏”海外的华文教育工作者用毕生的精力奉献华教，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负起不懈的责任。因此团员们得到的招待是细心和周到的，也被安排在医院进行免费的全身检查。这种健康旅游也让团员们倍感亲切。因此主办单位说，取名《海外红烛故乡行》是因为教育工作者如同蜡烛般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功在华教。

老实说，在参加这个团之前，我对中国政府将“华文教育”纳入其教育体系之中是知之不详的。因为长久以来，我所知道的中国教育尽是中华文化的传播，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说白了中国提倡和推动的就是中文教育，一切以中文为媒介语，但也不忘推广多种语文。

至于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也把中文教育或国家的教育体系也称之为华文教育我不甚了解。在我的印象中，“华文教育”一向以来是马华社会（前期包括新加坡）的独特教育，由华社自行承办和推动，逐渐地成为一个华文教育的体系。这就是说，不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或是在独立后，华人社会从未放弃其天职，而是义无反顾的出钱出力发展和捍卫华校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华文教育”在马华社会来说，是一个带有政治基因的产儿。如果说，中国人民认为接受中文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使命不使命的；那么在海外的华人也就得为华文教育的前途和未来打拼，不是“从天而降”的。久而久之，“华文教育”成了马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其历久不衰也有其历史背景。

即便马华社会十分落力维护和发展华校，有时也显得力不从心，更遑论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的华人，能顺利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例如在菲律宾只有一百万华裔，只占人口的2%；越南3百万华裔，也同样仅占2% ；泰国虽有6百万华裔（或同化了的），但也不过占泰国人口的10%。它们因为情况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学习华文也只能视情况而定，推展起来也非得中国政府协助不行。同样的，印尼的超过7百万的华裔，更只是印尼人口的5%，比例微不足道，加上过去40年遭受苏哈多政权的取缔和压制，已是断层多年。如今印尼政府虽采取开放政策，但印尼“华社”仍然缺乏华教人才与资金。

这就是说，如果中国要在东南亚及海外各地的华人社群使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它就要大力的支援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华社（或唐人街）的需求，否则不易成事。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4年接纳海外华人的建议，正式成立《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由国家出资或向企业集资来推广中文教育，并取名为华文教育。就这样，广州的暨南大学，泉州的华侨大学，各有华文学院之设，北京也有华文学院，目的就是为海外培育华文师资人才，然后让他们回国执教或输送中国的教育人才至各地执教。

我在北京钓鱼台时，就亲自参加《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集资仪式，虽只有五家大房地产公司，但一口气就捐赠9千万元人民币，让基金会开展更多的活动。我被告知，只要基金会登高一呼，捐款即将源源而来。在有钱好办事的前提下，加上人才济济，华文教育转回中国自身抚养，自然远胜海外华人苦苦领养和支撑。只要基金会发挥其巨大的潜能，则海外的华文教育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如同孤儿的在海外飘荡，而是先在娘家被细心抚养和照顾。这样一来，不出几年，它肯定会照亮海外华人传承中华文化的道路。


刊登于2009年12月7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