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部长只准“内销”？ （现代春秋）

在公正党的再林与陈智铭先后向林冠英开炮后，范清渊也跟进，而且提出了已没有卖点且似是而非的论调，即修改槟州宪法，规定只有土生土长的槟州子民，包括以身份证中的“07”为证明，才能担任槟州首席部长，以免槟州人民被不了解民情的外来者控制。 这些攻击林冠英的人似乎找到一个“强烈的理据来刁难首席部长，因为他不是槟州人”。但这个理由正确吗？又是谁改变这一传统而打破了“岛民的情意结”的？ 首先我们必须从宪法的角度探讨这个课题。槟州的宪法规定凡是居住在州内的21岁或以上的公民（即身份证地址是在槟城），即有资格参加竞选而中选后成为槟州立法议员。当选的其中一名议员若能控制州议会的多数席（执政党的领袖），便会被槟州元首委为槟州首席部长而组成州行政议会。 宪法中并没有限制外州出生的人不可以成为首席部长，也未有种族和宗教上的限制。这与联邦的宪法一样，在大选后控制议会多数席的政党领袖即可出任首席部长。由此可见，槟州的宪法是一视同仁的，它不像有些州的宪法规定唯有回教徒才能出任州务大臣。 虽然如此，根据槟州的政治历史发展，它打从独立日之后，就由当地人出任首席部长。而在独立之前，英殖民政府就已经为槟州人民选好首席部长。这个人就是在1950年被委为槟州议员而在1955年通过民选而蝉联州议员的林苍祐。他在那年之后被英政府委为“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 但是在1957年独立前，林苍祐婉拒出任首席部长，他通过槟州联盟会议选出王保尼出任槟州首席部长而获得首任首相东姑的首肯。王保尼是道地的大山脚人，从政前是一名教师。 1969年他竞选失败后，将这一宝座送回给其政治师父林苍祐。林苍祐在这一年领导民政党在槟州大胜而上台执政。原本属于他的椅子又回到他的办公室。 林苍祐比起王保尼更具有“槟州之子”的形象，他是正统的峇峇。他的父亲林萃龙医生在新加坡出世，后移居槟城。而于1919年在槟城出世的林苍祐也不负其父所望，成为一名执业医生，但他比父亲跨前一步，投身政治，在1951年组成“急进党”，推派候选人参加市议会选举。不知是否是“岛民情意结”的关系或是视槟城为地灵人杰的所在，林苍祐的政治信念是“槟城领先”的，他起用的候选人都是本地人。不论在急进党时用叶真宝（大富豪叶祖意的孙女）打市议员一炮而红，或在马华时期（1955年）率本土候选人取得全胜纪录，或在民主联合党时期（1964年）培养出两名道地槟城人的政治徒弟郑耀林与邱继圃，或在民政党时期（1969年）推出槟州人的大排挡阵容乃至在后来（1974年）栽培的许岳金及吴清德，和1982年弃教从政的许子根都是槟城子民，证诸了林苍祐很在意“槟城是槟城人的”这一句老话和一向的传统。因为在他看来，槟城只有输出人才，而在政治上不乏政治人才。即使在1990年竞选失败，林苍祐还是支持槟城人许子根接任首席部长。 不过，随着时代的转变，林苍祐在后期也不得不接受观念改变的冲击。最先打破政治地域的人是行动党的林吉祥。他也是直到今天为止，更换最多选区的议员，更是跨州参选的第一人。换句话说，是林吉祥打破了“岛民情意结”（即指槟州的人在政治上的排外倾向），而在1986年在丹绒插旗（是为丹绒一役）。这位在马六甲起家，后移师八打灵又回马六甲再跨海进驻槟城的反对党人，终于改变槟州人民的思维，他们敞开双手迎接以林吉祥为首的十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掀开槟州转型历史新页。 1990年的大选，既然林吉祥的丹绒一役带来改变，林苍祐也不再坚持本地人的策略，接纳了林敬益的打破常规的“天兵天将”也来冲击行动党的排阵。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来自外州的新秀江真诚（马六甲）、后来的谢宽泰（柔佛）及邓章耀（柔佛）都得以探出头来，成了民政的大红人。 这就是说，民政党也不遑多让行动党，也将“天兵天将”变成“另类”的政治温床。因此范清渊也应该知道民政早已奉行“天将神兵”的策略，难道他曾反对这三个人出任行政议员或副部长吗？ 其实，丁福南也坦率说他早年就从吉打迁入槟城，对槟城了如指掌，怎么个理由不能挑大任呢？他的情形正如曹观友一样，他早年也是来自吉隆坡而后在槟城安家，如今出任行政议员又有何不对？ 以此推论，林冠英即使不是槟城人，但凭他的资历和政历，他是足够资格出任槟州首席部长的，只要槟城选民接受他。持平而论，既然民政党开了先例，有外州人担任高官，就不要怪行动党闯入于后。因为槟城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那有关起门来搞政治的？ 刊登于2010年2月8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