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议会选举的争议 （现代春秋）

在民联庆祝308政治海啸2周年之际，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向选举委员会发难，要后者根据槟州政府的要求和议决，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接着雪州政府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在选委会尚未正式表态可行或不可行之前，首相纳吉一口否定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他说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将引发更多的政治斗争，与其侧重在政治程序，不如集中给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就是说，执政中央的国阵并不同意恢复地方选举，而是主张沿用目前的制度来提升地方议会的服务。所谓目前的机制是没有地方议会选举，而议员是委任的，市政局主席或地方议会主席也是委任的。 有关的改变是要回到1965年的政治大气候。那个时候，马印（尼）对抗持续，掌握国家政权的联盟在1964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胜利。在西马的104个国席中，联盟赢得89席，再加上东马沙巴联盟的16席和砂拉越联盟的18席，总共是123席，占国会总数154席的2/3强。反对党相形见绌，只有9位国会议员。 联盟之所以大胜，主要是马来西亚各民族对印尼的对抗产生不安，担心在反大马运动下危害马来西亚的安全，也连带对反对马来西亚的社阵有了质疑，以致社阵只2人中选国会议员。 本来在反对党势力微弱的年代，当政的联盟是无需对地方议会的选举过敏的。再说，地方议会的权力有限，只负责地方建设和改造，未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联盟是不必要钳制地方民主的发展。但联盟（在东姑领导下）显然有更重要的政治议程，那就是对地方选举来个澈底的检讨，因为在城市和新村的地方议会的发展趋势显现更多的政治角力战，即反对党掌控地方议会给联盟执政的中央和州政府带来阻力，以致影响整体的规划，不如趁联盟强大，反对党陷入分裂之际寻求改变。 刚巧在1965年时，乔治市市议会提供了一个缺口。其因由是这样的：1963年乔治市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社阵9席，联盟5席及民联党1席，继续由社阵执政。它在1964年推出了崔耀才当市长，引致原市长黄添寿的不满（市议员任期3年，国及州议员任期5年）。 1965年社阵分裂，黄添寿宣布成独立议员。在人民党两名议员及联盟议员支持下，当选乔治市市长，但不稳固的政权和政治斗争也影响市议会的操作。于是在1966年时，槟州政府鉴于有人投诉乔治市市议会在社阵执政时期（1958-1965）发生滥权和不规则操作，乃直接接管乔治市市议会，方便设立以法官为首的调查庭展开工作。 调查庭在较后开庭，调查结果认为确有滥权现象，但不追究责任，而是合理化州政府的接管；也因为地方议会选举被认为过于繁文缛节并带来诸多问题，因此联盟政府于1966年8月27日在国会通过地方政府修正法令，赋权州政府接管地方议会。这样一来，地方议会选举被中止了，乔治市也不例外。因为这样，原本应在1966年就要重选市议员的地方选举，也就被搁置了。而原任议员也在那一年期满下车，不再享有议员身份。1976年国会再次修改地方政府法令，允许地方政府合并，也允许州政府委任市议员管理。这就意味着地方议会从此不再是一个民主机制，而是州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一个法定机构。 至此，一个吊诡与讽刺的现象是：乔治市议会是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议会（1951年），试验成功后，民主选举逐步全面展开。但乔治市市议会也是首个被拿来祭旗以终止民主选举。所谓成也乔治市，败也乔治市，意指民主政治由乔治市开了头，也因乔治市市议会事件结束地方民主选举。时间这么一晃，地方议会选举被中止已是45年了，许多在独立后出生的人都不曾经历过地方议会选举，即使是我国首相纳吉在1965年时也不过是一个12岁的少年，正在学校求学。因此如他这一代成长的人是没有参加地方议会投票的，也会认为过多的选举是不必要的。因为三年一选（地方议会）和五年一选（国州议会）的交织其中，等于每两年半即进入选举期。但对于先进国家来说，地方议会的选举是民主的基石之一，再烦也要让民主得到滋长，不能因怕麻烦和政治斗争就堵住地方议会选举。民主行动党就是基于这个论点在2008年的竞选政纲中强调还人民第三张票。讵料它竟能在雪槟州跃居成执政党，这也是它始料未及的。 不过，它也知道，在未得中央政府同意下，恢复地方议会选举是不可能的事，而林冠英在压力下，不得不向中央施压，也引爆了国阵和民联的新一轮的斗争。 可以肯定地说，中央政府是不会同意修改地方政府法令，也不会向民联的压力低头。在这种情形下，民联是否可以在它控制的州推动地方议会的民主化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从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民联是沿用国阵的机制委任市议员，做法大同小异。如果这不算民主和透明度的话，那么我们要求民联政府在委任人选方面，先由党内的民主做起，然后要求市议员分地区服务，向所属范围的州议员和国会议员负责和配合工作，参与国州议员服务中心的活动，做到两位一体或三位一体（这是指同一阵营的议员而言）。若不称职，请在一年后换人，不要把市议员当政治筹码或政治献礼。这样一来，也许能改善市民的口碑。 刊登于2010年3月15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