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以党治国”的评议 （直挂云帆）

并不是只有共党执政的国家才推行“以党治国”的理念，而是有些推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奉行“以党治国”的理念。英国人给它的殖民地留下的政党政治就是朝着这一方向走。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但英国人民因政治已成熟，也早已过渡到政党是选举机器，而不是停留在“以党治国”的阶段；可是马来西亚直到今天仍在沿用“以党治国”的政治模式。

最明显表达这一意愿的是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0年9月22日就任时这样说：“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便巫统来决定其形势—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统来决定”。

这是“513”事件后我国政治经过洗牌后，首次由巫统主席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在以后的岁月里，巫统按照这个理念对政治格局作了相应的调整，包括于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国阵，以容纳更多的政党加入巫统组成的家庭，以国阵的名义联合执政。

即使在敦拉萨以前的东姑时代，巫统也在1959年展示了它的权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8年马华改选，林苍祐上台出任马华总会长，他与其团队提出了要求分配1/3的国席予马华（总数104席），以便修宪时马华获得咨询，双方关系因而闹僵。在暗渡陈仓下，东姑避开林苍祐当权派而与陈修信派取得结盟，推出1959年没有林苍祐及其派系人马的联盟候选人。

堂堂总会长没有参与推荐候选人的份，显示了马华在那个时候“既不当家也不当权”，好像不存在或不流行所谓“以党治国”的理念，要不然怎么会发生总会长被搁置一旁的事件？

正因为这样，当陈修信于1962年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后，党章就以巫统为模式作了修改，也赋予总会长巨大权力推动党务，“以党治国”的理念逐渐在马华形成。例如1972年，陈修信直接向首相提出委任林敬益为特别任务部长（新村事务）而获得接受；又于1973年撤林之职务也同样被接纳。这表现了马华当权派得以有限度地发挥了“以党治国”的理念。换句话说，如果未得总会长的同意，是没有可能出任内阁部长或一官半职的。

到了李三春的时代（1974-1983），他因受挫于民政的出现而降低了马华在政府内扮演的角色，乃通过另一方式演绎马华“以党治国”的本色。例如1979年马华党选后，失败的曾永森面临除名内阁的命运。李三春一封信给时任首相的胡先翁，曾永森就失去部长职。又如在1982年大选前，李三春用他的政治生命赌一把，宁可移师芙蓉国席面对行动党主席曾敏兴，以换取马华在槟州的“抬头”，获分配与民政同等的州席（8对8），且被“承诺”哪个政党议席较多就出任槟州首席部长。林建寿与林苍祐于1982年争夺首席部长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后来马华落空是另外一回事）。

自陈修信以降，马华的历任总会长并没有改变“以党治国”的方式来整顿和改组马华公会。虽然它在马哈迪主政后（1981-2003）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乃至压力，在推动“以党治国”的策略上受制和力所不逮，但没有因此促使马华重新思考它跟随巫统的政治模式是否需要检讨，因为巫统确实是“以党治国”，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马华在国阵内的地位越来越模糊，也不得不承认“当家不当权”。但在整个国阵大格局不改下；尤其是巫统“以党治国”的理念牢固下，马华公会也只好随波逐流了。

举个例子说明，1999年大选后，马华在槟州赢得9席，民政党11席，突然有两名民政当选议员退党成独立议员，表明支持马华公会（情况如同吡叻三名州议员背叛民联成为独立议员，但支持国阵）。这一下子，马华有11名州议员，民政剩下8名。如果按照1982年的“君子协定”，则议席多的政党出任首席部长。可是马哈迪首相在左思右想下，觉得不妥当，最后还是把主导政权交回给民政党，理由是这样的选后跳党不算数。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那一年的浮罗交怡的神话故事就是这么来的（马华的全部议员被请到浮罗交怡度假，不许与外界联络，“软禁”中被善待，等着槟州再变天）。

这说明了在时局不同下，马华的“以党治国”理论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没有直接掌握政权，而只是分享部分政权。

在这方面，时评人潘永强提出了“以党治国”的理念使到马华陷入困境，而必须转型到“党只是选举机器”；同时马华的过度民主也无法发挥政党效用，还不是总会长一人说了就算。

这个说法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但马华转型得了吗？首先它有两个问题必须探讨：①马华公会的“以党治国”的理念是否是错位的安置？既没有这样的权势和控制权，又何来推动“以党治国”的理论？除非它在联合政府内有一定的权威和决定权。②在巫统不改变既定的方针和治国方略下，马华能自我转型吗？即使马华成功转型成“党只是选举机器”，那谁来代表马华争取在政府的权力。靠中选的代议士？若代议士减少（如若2008年大选后），马华又怎样？若是更少又如何？假设马华又恢复全盛时代，参选40席全胜，但在222总数席位中，它能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的算来算去，马华在巫统不转型下的自我转型，那也改变不了当家不当权的局面。因此马华应该不是因为“以党治国”的理念造成困境，而是它在国阵结构性的改变下，无法相适应地调整自己，反而继续按照自己的模式追求民主化，以为民主可以为马华带来振兴与活力。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马华还是无法解决在政府中的弱势地位，比如后期的马华把官职交给首相决定，如果首相不换人，它也是没有办法的，不似陈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可以发挥换人的权力（有点“以党治国”的味道）。因此在马华党选过后，马华部长和官职在什么时候变动，是由首相来决定，不再是马华说了就算。这意味着“以党治国”的理论已告退化，马华也许需要另寻对策。我们且将这个重责交给马华本身去深思和检讨。

刊登于2010年4月8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