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柏走了,在4月9日因癌症逝世。做为他的前上司和老朋友,我想我应该写一些东西,因为这也标志着一位报人的一生写照。
时光倒回70年代,那个时候我已从《星洲日报》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有一天,校对处来了一位年轻又瘦弱的小伙子,打听之后,知道他姓胡,名定发,又是客家人,那肯定不是闲杂人物。因为当时我们的报社流行这么一句接近事实的话:“胡家天下客家兵”,意思是说,姓胡的和客家人都会优先被录用。而胡定发两者皆有,已被圈定为“黄旗”人物。
所谓“黄旗”乃是指“皇亲国戚”般的人物,后来得知他也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只是巧合的成为“双黄旗”的一份子。
由于相处一段日子,我发觉胡定发除了认真做校对工作外,也爱写文章投稿,确然不是“池中物”。后来编辑部需要一位助手当助编,我就将胡定发提拔上编辑的工作,不再日夜为人“做嫁妆”(修改错别字)。
当了助编后的胡定发,并未让我失望。大约在70年代中期,我们要辟一个适合年轻人口味的副刊,以和《光华日报》的“年轻人与周末”版打对台,也就决定交胡定发去发挥。他的对手是写作人施亦谦。
为了给这个副刊定位,我们考虑了好几个名字,有“风铃”,也有“星座”等等,最后我们选用《星座》。就这样《星座》成为年轻人的园地,也刊登了轻松活泼的文章。自那时起,胡定发就使用“艾柏”为其笔名。就这样艾柏的名字被打响,人们也就把他的真名给忘掉了。也许因为《星座》与他挂钩,他后来竟也栽进风水学中。
艾柏一向跟着我搞报业,他也在后来独当一面,被委以重任编槟岛新闻版(本来这个关键的版多年来由我操刀)。因为忝为北马“报王”,槟岛新闻的强弱决定这个报馆的兴衰。
不仅是《星槟》,《光华》也一样将新闻切成几大块:①国际、②国内、③槟岛、④北马、⑤吡叻、⑥中南马及其它应有的版位,如各类副刊、赛马、经济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内容丰富。
除此之外,在转入80年代时,新闻特写与新闻评论(长的或短的)已逐渐流行起来,艾柏就是在转变的时代也将其笔锋转向新闻评论,慢慢地他也写上瘾来。
到了80年代中期,我与友人合搞《联合报》及属下的刊物,也就把艾柏拉来一起合作。我将重任交给他主编《联合报》(三日刊)。我们用了一批年轻人,直到今天仍在报界的有胡锦昌及郑钦亮等人。
《联合报》发行后反应不错,报份节节上升,不久我们便增加出版《联合周刊》,又是一纸风行。于是,我们对《联合报》集团的未来充满憧憬。
1988年是我们命运的转捩点,因为办《联合报》有起色(已每期印刷5万5千份),《联合周刊》的销路又突破两万份,董事会终于野心勃勃地承顶下《星槟日报》(已于1986年停刊)的资产(当然地产不在内),准备向日报迈进。那时我们手上有份《联合日报》的执照,准备用《星槟日报》的机器及班底来推展《联合日报》。
讵料《星槟日报》老板林庆金以业主身份要我们复刊《星槟日报》,否则48小时之内迁出。在苦无对策下,我们只好筹备出版《星槟》,未想又是庭令打击下不得出版。就这样出版日报一波三折,我们已感到不是好兆头了。
事实也说明,当我们后来解套官司的限制后,再出版《星槟》已是后劲不继了。只是半年有余的时间,我们顶不下去了。就这样,《星槟》又停刊了(1989年底),也累及《联合报》及《联合周刊》。最后《星槟》产业易主,我们不得不在那一年搬出。从此《联合报》再难翻身,大概一年之后,《联合报》也停刊了。艾柏也失业了。他从此未转到其他报社打工,而是在90年代中期,又回到我合创的出版社和印刷公司上班,惜碰上好景不再,两年之后,我们又再一次分道扬镳。
在一些年后,得知艾柏为《号外》写稿十分勤劳,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当然这也反映出文化人一旦失掉职业也只好过着两袖清风的挥笔杆子的生活。
艾柏就是这么一个安于当一个清苦的写作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文化界留下的是一个不喜欢交际和把自己关起门来写作的评论人,而他是极少数的成功者,这就是艾柏。
刊登于2010年4月26日《号外周报》第4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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