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一三”点滴 （天下纵横）

原定在五月十三日在登嘉楼举行纪念“513”的大集会已告“展期”，负责主催这个万人大会的“人民醒觉运动”（Gertak）的负责人拉查里说，在廉政机构的劝告下，已将会议展期，但不是取消。

根据主办当局的消息，共有45个非政治组织参与，它们是希望号召一万人来纪念“513”，但因为“时间上的错误”而展延。

展期也罢，取消也好，这说明了政府不同意也不允许利用“513”的日子来搞具有政治议程的活动；尤其是涉及种族性的活动。

不但是朝野政党反对这类的集会，就连另外的101个非政府组织也署名反对这样的种族性集会。其中一位发言人，也即是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说：“以大集会的方式来纪念513是非常“愚蠢”的，它应被视为一个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

为此这些个团体也要求政府还原历史真相，以让人民省思。因为它们在认可柯嘉逊的解密下，觉得还不够全面，希望有个官方的新说法。

虽然“513”对许多人是一道解不开的谜，但从我本身的经历说起或可“解读”不同的体会。

其实“513”（即1969年5月13日）对槟城人民来说不是什么“世界末日”或大难临头。他们在经历过1957年元旦的种族冲突和1967年大罢市后引发的种族冲突后，已更加珍惜种族和谐的重要性，并没有人在槟城借故点燃起种族主义的火花，主要是因为前两次的宵禁和戒严给人民带来深刻的教训。

例如1957年元旦的暴动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一年乔治市人民为申庆升格为市而有了两天的大旗鼓游行，讵料第二天（1月2日）的游行在四坎店发生冲突引发开枪而造成人命伤亡，接着在其他地区也有械斗。乐极生悲后，乔治市进入戒严，大概十天后恢复平静。

那一年我是小六学生，正在柑仔园观赏大游行，不时随人拍掌叫好；也对发生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

又如1967年劳工党因抗议旧币（有英女皇肖像的）贬值15%，而发动全槟大罢市取得成功（政府随即宣布取消贬值），但后来不知何故，在日落洞发生种族冲突事件，结果又是戒严。不久又回复正常，但劳工党为此事付出惨痛的代价（支部被封，干部被捉）。那一年，我已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参与采访工作。

因此当1969年大选时，槟州人民珍惜的是民主的权利，他们不再诉诸街头斗争。就这样，他们把民政党的林苍祐送上执政台，启开槟州变天的第一页。

这是1969年5月9日晚上的事，我那时还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就坐在林苍祐的身边（圣芳济中学礼堂内的计票中心）等候选举成绩的公布。到了翌日凌晨近二时左右大局已定，林苍祐刮起秋风扫落叶的旋风把联盟打得七零八落，在24个州议席中夺下16席起而执政。

5月11日，林苍祐顺利在州元首府宣誓就任槟州首席部长，卸任的王保尼也不是咬牙切齿，因为他终于把这个位置还给了政治师父林苍祐，心安理得的退休去了。

当5月13日首都传来暴乱时，槟城未听闻发生大事，大家仍沉浸在欢迎新政权诞生的气氛中。可是到了午夜时分，气氛全然不对，军警出动站岗，全槟也进入戒严，因为戒严令，才让槟州人民醒悟到原来吉隆坡事态严重，国家也进入了紧急状态，国会民主中止，由半军警管治。槟城也不得不“紧张起来”。但事实上，我们记者领了特别通行证后，可以随林苍祐到处巡视，一切如常，未见冲突，更没有暴动。所谓“513”对我当时的认识来说，是戒严造成了局面的某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其实人民还是平和的生活。因为有了两次的冲突教训后，槟州人民不要有第三次的冲突，因此“513”对槟城人是个集体的沉痛回忆，一切缘自吉隆坡，而不是槟城。民主在槟城开了花，没有人因政权的更迭而制造混乱和不安，让人感到民主的可爱。

正因为这样，最近有人在槟州议会挑起“513”事件确实是令人生厌和气愤的，毕竟槟州人民已在那一年拒绝“513”事件在槟城发生。在今天来说，更是不会允许它有机会“翻版”。为什么有人要故意挑起而混淆了历史真相？

刊登于2010年5月24日《号外周报》第4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