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主要的种族有伊班人(达雅族)、华人及马兰瑙/马来人等。1959年,一个由华人和少数伊班人及其他民族组成的“人民联合党”诞生了(SUPP)。它的主要发起人是王其辉(银行家)及杨国斯(律师)。在思想上偏向英国的费边式民主社会主义,因此党开章明义地宣称遵循宪制斗争以取得独立。这也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影响,因为马来亚联合邦已在1957年独立,而新加坡则规定在1959年走向自治,自然引发砂拉越的民族主义份子倾巢而出。
由于得到砂解放同盟的全面介入,人联党很快地发展成为砂拉越的第一大政党,而且立场明显地高举社会主义大旗。所谓砂解放同盟基本上是一个左派组织,秘密成立于50年代初期,与当时的马新抗英同盟是同一码事。
1963年砂盟领导了武装斗争,砂共成立了,领导人与人联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联党也因此受到波及。
但在另一方面,人联党持续其宪制斗争。当马来西亚正式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前,它在特殊的选举措施下(即通过地方议会选举以控制议会的党推选省议员,于是亲西马的联盟政党取得了胜利),组成松弛的砂州联盟州政府,人联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1969年西马发生的“五一三”种族冲突悲剧也给人联党的命运带来改变。其领导人在这之后与国家实权领袖敦拉萨“秘密”达成协议,即东马在1970年4月恢复国州选举后,人联党将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
果然不出所料,人联党在砂选举后摇身一变,加入右翼的联合政府,放弃“只左不中”的立场,也就与联盟后来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策略接近了。
人联党的蜕变在初期也给党员、支持者和华社带来一定的好处,如释放政治犯,解除宵禁,让人联党活动恢复正常等。而最重要的是在1974年促成砂共与砂政府和解,前者放下武器重返社会;进一步地解除全州的戒严令,所谓新村的人民也得到宽大的处理。
这个被名为“斯里安曼”行动的和解,其意义是重大的,给砂州人民带来安定与发展。虽然第二批的砂共延至1990年才走出森林,但因人数有限,约50余人,对治安威胁不大。
正由于人联党居安不思危,自从王其辉(1982年退休)及杨国斯(1990年退位)后,接班的黄顺开(直到1996年退休)及陈康南(1996年起迄今)被认为并没有保持党的优良传统,而是放任党员意志消沉,失去了干劲和活力;尤其是在1992年时,在黄顺开领导下,通过修改党章将“社会主义”字眼删掉,意味着人联党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进一步的将党导入官僚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内。
从1992年到2006年的整整14年中,人联党虽有过数次风险,但都化险为夷,也就引不起党领导人的重视。这包括杨国斯在1974年的州败选;黄顺开的1982的国败选及1996年的州败选被当成特殊个案处理。直到2006年的州选,刮起了反风,首次将人联党狠狠教训了一番(参选19席,只剩11席,输掉8席),可惜还是无法让人联党看到危机已来到门口。他们叫嚷了一阵子的改革后,又是照旧不改。这也许与2008年的砂州国选人联党参加7席胜了6席有关,因为不改也一样稳住地位。
如今,当诗巫国席补选失败后,对人联党已是大事不妙。如果连诗巫这堡垒区也保不住,那人联党在下来的州选(或今年或明年)又在哪里找“安全区”呢?
人联党的机制已经老化,缺乏活力和缺少创意,连国阵主席纳吉首相也有这样的评语,下来国阵会问人联党:“你怎么说”?而人民也会问人联党:你到底还要睡多久才醒?人民的权益在40年来到底流失多少,你们有没有算过?
如果人联党还要继续生存下去,它唯一的出路是回归本位,回到群众中去,绝不能搞宗派主义和保守主义。各个地区自我关起门来搞地方政治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否则在积重难返下,它可能在下届大选把自己变成无关宏旨的政党,这也太对不起创党时的一批有理想有热血的同志们。
刊登于2010年5月24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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