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现代性理念面对阻力—新经济模式与消费税引发的冲击

自从纳吉于2009年4月就任首相之后，他就通过经济的调整启开他的政治旅程。

他的上位正如他的父亲敦拉萨的时代，是被认为“临危受命”的。他的父亲是在1969年“513”悲剧后成为实权者。一年之后拜相，成为第二任首相。纳吉则是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展露其强势领导。一年之后，他也拜相，成为第六任首相。两人一前一后成为国家领导人，时间相隔40年。
两父子异中求同
敦拉萨1970年于先后推出了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及《国家原则》。他提出了“化东南亚为中立化无核地区”，又倡议马来西亚加入“不结盟运动”。最明显地表现在1974年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建立邦交。在华人一片欢呼声下，新经济政策顺利推行。

回想当时敦拉萨将东姑的亲西方右翼政策转成中间偏左，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顺应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的政治思潮。在以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华人对执政党的支持虽是起伏不定的，但更多时候是给予支持的，因为国阵并没有推行反华政策，反而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敦拉萨在政治上的兼收并蓄与有容乃大的精神（1974年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收编反对党），正是发生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关系好转的年代（中国的“文革”在1976年才结束）。

敦拉萨当年冒着得罪马来右派的危险走向左右逢源的政策，结果证明他眼光独到，才有今日马中友好关系的持续性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敦拉萨成功地通过“国家原则”排斥当年左翼流行的无神论；他也成功地减少阻力，顺利地开展他的新经济政策，因为华人或说具有左派思想的华人是不会抗拒和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

四十年后，纳吉一上位就重温和试图重复其父亲走过的道路。他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北京，以庆祝马中建交35周年，表明他与其父亲一样，希望华人能改变对国阵的态度。

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虽然一时之间整个轮廓并不清晰，但他以先入为主的优势大张旗鼓地鼓吹马来西亚只有一个，用以表明没有东西马之分。这显然是回应民联在308后准备通过东马的支持来变天的夺权计划。

这就是说，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更多时候是以政治为主要考量，继之是经济考量，因为没有政治的稳定，一切的改革将无从开展。

从这边来演绎纳吉的政策，他是将阿都拉的保守偏右政策导回中间偏左，以和民联争取民心，但他也面对右翼势力扯其后腿。

现代性VS现代民族国家
如果可以做比较的话，我愿意将他们父子的指导思想放在两个理论中作分析。

敦拉萨走的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 State）的路线，他把东姑的亲西方的“现代性”（Modernity）路线压下，将国家方向转向适应亚洲，包括中国的路线，以摆脱100%亲西方的形象。

所谓“现代性”理论乃至发自西方的文艺复兴，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蒙昧，以人文精神反对神权压迫，是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理论框架。

在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就是要引进西方的学说，是对“现代性的追求”。但在后来被证明“远水救不了近火”，尤其是日本1937年侵华后，已是被迫走“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向苏联取经，走社会主义道路。

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是走“现代性”道路的，因此反对左翼的反殖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包括与马共的斗争。

当1957年东姑领导独立时，国家在他的领导下，走的是一面倒西方的反共路线，但不强调种族和宗教，因而可以被形容为走“现代性”的路线。

不过在1969年“513”后，上位的敦拉萨发现“现代性”不适合马来西亚的社会，因而大胆地采纳左翼国家采用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将马来西亚导入中间偏左而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路线。

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是包含在现代性里面的政治制度，以民主或武力的手段建构国家，它的合法性也是根据民族公议建立起来的。1917年苏联的建立即为一例。

中共是延至1976年文革结束后才真正拨乱反正走向现代性的道路，它只用30年的时间，中国已是和平崛起，成为世界政经大国，可见现代性魅力无穷。

马哈迪虽是在1981年上台，但他是延至1990年才提出要在30年内达成先进国的宏愿。这意味着他决心摆脱敦拉萨一手制定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而走向现代性，以向西方的现代化看齐。但因间中有太多复杂的因素拌搅着，以致国家游离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无法破旧立新。

纳吉在2009年也看到了马哈迪22年当政下的得与失，就是徘徊到“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

纳吉推出四大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出台了。在这个理念下，他通过政治的权威与经济的优势对国家作了以下的调整：

1. 认真与全面地探讨“新经济政策”，马哈迪做不到的，他要做。例如废除某些领域，特别是上市公司的30%土著股权的规定。开放27个领域不受30%股权的影响。于是一个定名为“新经济模式”的政策出台了。

它的主要点在于全面援助和提升40%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这是在未取消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下进行的，因此不会引起反弹。

政府为此成立“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NEAC）来制定新经济模式，它的主要目标是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来消除贫穷。

如果说新经济政策当年是要求华裔支持马来人提升经济地位，那么40年后的今天，尽管全国的赤贫率已降至3.7%，它还是存在40%的家庭收入每月不超过2000元的水平。因此有必要通过各种途径增加他们的收入。

2. 在“新经济模式”下，纳吉提出了转型的大工程。他在今年1月28日公布了政府转型计划路线图，矢言要在未来10年，也就是马哈迪订下的达至先进国指标的那一年（2020年），让人均收入从目前的每年7000美元提升至1万5千美元（约5万马币）。

这意味着我国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必须要有8%左右。

以1997年金融危机前为例，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已达5000美元，马哈迪在1998年将马币与美元订在3.80兑1美元的水平（原本是2.5元兑1美元，等于贬值40%）。无形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大为缩水，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才增加到7千美元，整整13年来的增幅是那么小，以致许多人质疑马来西亚届时可否达成目标。如果不能达致，马来西亚的转型就不算成功。

其实，马来西亚只是处在中等收入的国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完全不具备条件挤入先进国的水平。比如新加坡人均收入高达7万美元，韩国1万7千美元。因此马来西亚人民在未来10年的收入要翻两倍也不容乐观。因为刻下我国需要高科技人才，国内的大学却不能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换句话说，我们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远未达先进国的需求。

加上近些年来有30万精英流失，向外国发展，在在阻止了马来西亚顺利跨进一大步。

消费税突然煞车有顾虑
3. 在转型尚未具备乐观条件时，马来西亚政府又推出备受争议的消费税（GST）。

虽然消费税曾在阿都拉当政时，于2005年的预算案中被提了出来，且准备在2007年正月1日实施，然而在2006年2月份时，政府宣布压后推行。因为需要时间深入研究商业程序的改变。后来在2008年遭遇308政治海啸，也就暂时“束之高阁”。

2009年11月24日，首相纳吉宣布将在国会提出消费税法案。果然在同年12月16日由第二财长提出。

讵料原定在3月中旬提出二读时，又宣告展延，理由同样尚需从长计议。个中原因，可以推论是政治因素居多。因为站在政府的立场，此项法案越早实施越好，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协助国家应付日益庞大的开支。

官方资料显示，政府今年的税收将下跌5.7%至1065亿元。

有鉴于收入减少，政府也采取节约措施，例如2010年联邦财政预算已缩水11.3%至1895亿元。
在行政开支方面，今年也下滑13.7%至1383亿元。但公务员薪水却增加，从2009年的379亿增至421亿元。我国有120万的公务员，平均每25人中有一人吃“皇粮”。

今年发展费也较去年少了4.4%，共512亿元。

正由于政府需要增加收入来应付不断扩张的开支，消费税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

目前政府有微抽销售税5%及服务税10%（称为SST），一年收入117亿元；如果用消费税取代，只微抽4%，将可使政府增加13亿元收入，达到130亿元。

与此同时，政府也宣布40项必需品无需缴税，如米、蔬菜、面粉、食油、蛋、牛肉及鸡等。而营业额每年不超过50万元的中小型企业，也不必缴税。

政府认为可行是因为已有142个国家推行，也对减少财政赤字大有帮助。

若与其他国家消费税比较，马来西亚被认为是低征税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已征税7%；日本5%，加拿大5%，澳洲10%等等。

但为何香港至今不推出消费税呢？根据城市大学法学院顾敏康教授的说法是不应实施，因为它影响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美誉；贫富之间过于悬殊，而且每7人中即有1人是穷人（约103万人）。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马时亨说香港不再推行GST，因有6成人反对，虽然他们支持需要扩阔税基。

香港特首曾萨权也基于未有民意基础，宣布在2006年着手研究的消费税不再实施。
由此可见，香港政府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取消此措施。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公开与面临挑战的国家，它确实需要消费税来争取外资涌入，但政治的考量更为重要。纳吉首相看来将会推延至下一届大选后才实施，庶免在此时被弹个没完没了。

反对党抓紧机会猛攻执政党是因为看到民意不能接受，也被迫展延实施，也就推波助澜使事件深化和激化，让政府投鼠忌器，打消落实消费税的念头。

现代性是正确出路
不过马来西亚目前面对的紧急性课题不仅是GST，它还包括最近成立而又喋喋不休的大马土著组织，它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的偏激的言论已影响纳吉的施政。还有体制僵化，结构繁杂和面对冗员现象的公共服务领域及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央的首相署，也影响公共领域的士气和生产力下降。换句话说，首相署要瘦身，权力不能过于膨胀而又力所不逮每个领域和项目。

再者，舞弊、贪污和滥权也是造成国人信心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可从政府总稽查报告揭露各部门不规则事项，但又无法采取行动对付犯事者看出来。例如在2008年的报告中指出联邦政府的行政开销是1520亿元，但实施开支是1535亿，较原来的数目多出14亿元。凡此种种也影响了政府的改革步伐。

4. 因为纳吉是在风雨中上台的首相，所以他必须要有多项计划来与原订计划接轨，例如新经济模式对新经济政策；一个马来西亚对马哈迪的2020宏愿。政府转型增加人民收入对消费税的实施。
总而言之，纳吉是期望将马来西亚重新纳回“现代性”的轨道，不再迷恋于“现代民族国家”。但因面对马来媒体，非政府机构及政党要人的拦路和质问，也对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现代性理念起了不良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为了降低风险，纳吉也只好牺牲了消费税的“现代性”措施，以免成为反对党的靶子。此外，他对一些极端与右派份子的伺机而动，也不得不抖擞精神应对。除非纳吉大刀阔斧迎向“现代性”，重视科学与民主，公平施政、倡廉肃贪、公正治国，否则马来西亚的转型是不易成功的。

（本文部分内容係作者于2010年5月2日应槟城凤凰友好联谊会之邀的专题讲话，经重新整理而成此文。其他主讲者有拿督杜乾焕博士，国会议员古玛医生及国会议员姆加蒂博士）

刊登于2010年5月9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