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书《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终于在4月17日顺利地由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主持推介礼，而且两位主讲嘉宾何启良副教授及韩山元作家也不辞老远从新加坡到来槟城参与马华文学的座谈会，使到场面增光不少，应予感谢。
说来是历史的巧合。我在20年前与何启良有过一场笔战，那是针对我的一本著作《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的写作内容与架构而论辩的。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同台演讲。总而言之，我们是“不打不相识”的，但我珍惜这“打出来”的友谊。
另一位韩山元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早年醉心于左翼文学，被王润华教授（曾在国大执教，现在在元智大学执教）形容为马新最后一位“鲁迅的虔诚信徒”（方修则被形容为“马新鲁迅精神的代言人”，方在今年3月病逝）。
何国忠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我没有想到他在2008年“投笔从政”且一炮而红，当上高教部副部长。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亦官亦文”的交往。他说如果有来世，他愿当回学者，我相信他是肺腑之言，但无论如何，我和王润华还是认为他是“学而优则仕”。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作为论文？我的答案是：翻来查去，原来马华文学是从中国文学孕育出来的；甚至有一个时期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不仅于此，马华文学（包括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开展它的白话文文学，而且当时的写作人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中国的。一直到1926年后马华文学也跟着中国文学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那时称为新兴文学）文学的一面旗帜。
它的蜕变的背景是这样的：1925年中国发生“五州”惨案（即上海各界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英国则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拘捕53人，酿成震惊中外的血案），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情绪，导致中国从启蒙转向革命。
最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吹起第一声号角，他认为文学是革命的，不是革命的就不是文学。从那一刻起，他联同创造社的人将“五四”运动以来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转成革命文学。待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瓦解，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大举屠杀共产党人，并追捕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后（被逼流亡日本10年），印证“革命文学”已没有回头路。这意味着文学不再是独立于政治的，而是必须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因此“政治文学”成了中国和马华文学的主导力量。当然所有这一切的源头是来自苏联于1917年奠定的“无产阶级文学”，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创作的基础。
由于“革命文学”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部分，在下来的年代里，我又无独有偶地发现马华文学竟然与中国的革命文学相互挂钩，一前一后地推波助澜，把革命文学转成改革社会的火车头。它的五个分期是这样的：
①1926-1936年，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新兴文学。
在中国革命文学成为主流后，大批作家向左转，高举革命文学旗帜，1930年在上海成立的“左联”即为一例，鲁迅成为这个组织的牵头人。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文报章的副刊也向左转，一大批来自中国的文人起而响应，于是新兴文学在马华文学中诞生了。这之中有一位重要的作家依虹，他为新兴文学定位，说白了就是带有鼓吹“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意味。依虹原来是潘受的笔名。潘受（潘国渠）在50年代协助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1955年林语堂离开南大后，他以南大秘书长的身份掌管南大，俨然是南大的校长，直到1960年退休，转为庄竹林接任。由此可见，早期的南大向左转也与潘受的思想有一些的关系。
巧合的是在1930年马共成立，并于1932年成立马华“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不让中共专美于前。
②1937-1945年—中国抗日文学与马华统战文学
因为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掀起抗日战争，全国人民不分左右派联合起来抗日，因而文学呈现百花齐放的反日高潮。这一运动波及马华社会，在陈嘉庚领导下，一个筹账济灾的《南侨总会》诞生了。它领导马新人民投入火热朝天的抗日运动，马华文学也成了统战文学。
③1946-1957—中国建国文学与马华文艺（民族文学）独特性
在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中国又经过4年的内战，终于由毛泽东一统天下。于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已经建国，但中国的文学路线仍然依据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讲座会上的讲话，走工农兵路线。马华文学在战后则试图摆脱中共的影响，走独特性的文艺路线，但不成功。结果马新左派在1953年借助反黄运动，在新加坡重新整合，这样一来，文学为政治服务已是“约定俗成”，所谓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因势利导被降为第二位。
④1958-1965年—中国“两结合”文学与马华爱国主义文学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的年代，企图加速共产化，因而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文学路线，要热情歌颂“人民公社”。这一运动也推进马新社会，文学界以爱国主义文学作为建构马华文学的新基石，而以1958年“南洋大学”的开幕为左翼统战的最高象征。
⑤1966-1976年—中国“文革”文学与马华革命文学
当1966年中国进入“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所有的传统被打翻了，政治文学更加激进，而且只能是样板戏的文学，任何乖离文革路线的作品一概打入“黑牢”，更多的政界人士也因“文字罪”锒铛入狱或冤死，整个中国陷入一左再左的困境。同样的，马华左翼文学也一跟到底，伴随着“文革”的步伐而跳舞，许多的极左文学探出头来，其政治味道之浓，前所未有。由于与政治捆绑在一起，马华左翼文学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突然迷失在其中。因为失去了依靠支柱，马华左翼文学也在70年代未退出文学舞台。前后算来，马华左翼文学整整五十年成为马华文学的主流，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说：“马华文学的历史，就是左翼文学，就是革命文学。
1976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文革的结束，马来亚华人革命幻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忽然间消失了”。这或者可以作为马华左翼文学兴衰的一个总结。
刊登于2010年5月6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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