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应给大人物立碑？ （天下纵横）

究竟谁才有资格上“名人榜”，谁才是国家级的难得人才，必须在他身后为他树碑立传？这都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不过巫统历届主席都会得到适当的历史地位，因为他们除了是党主席外，也是国家的首相，即使未曾当首相的拿督翁也得到应有的地位。虽然他曾脱离巫统，但在他死后（1962年）的1971年，他被巫统迎回，且被尊称为党的创党人，身份与地位依然十分特殊。

马华公会作为国阵内的第二大政党，也有对历届的总会长给予一定的排位。虽然没有对每个人立言立功，但也总算有个交待，这在党庆的特刊中已有所显露。

但是马华对有争议性的领袖是保持“宁缺不提”的态度。比如在1958-1959年出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苍祐就被“抹掉“他在马华的地位。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马华总会长相片的排列中，总是少了一个人，直到2005年，时任总会长的黄家定才把他“请”回马华。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照片悬挂，承认他曾是马华领袖，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就此而言，这对林苍祐有什么意义？肯定是有一些，但不全然。因为马华的党史或特刊中，直到今天都没有林苍祐的专辑，不像陈祯禄那样，具有重复又重复其历史地位的文章。

这就是说，马华公会只能突出陈祯禄的历史来激励马华上下党员，也因为陈祯禄有了这样的标榜，他的文物馆也在政府的负责下行将成立起来。至于马华是否要为其党领袖个别设立“文物馆”，那是马华的权力。

由于马华没有为党领袖个别立传的传统，也没有为党领袖成立文物馆（或室）的想法，也就无从看到其他领袖在党所内留下“辉煌的一页”。

正因为几十年过去了，李孝式（1901-1988）的后人在他逝世22年后才将其遗物（一大批的历史文件和书扎等）移交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大概是希望有人研究和整理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史料。

虽然有华团对李式家族有微言，且感叹国家文献外流，但我们也要问回自己：如果不外送，本国有哪个机构愿意收藏和整理？还是将它封尘在储藏室？

老实说，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对于历史人物或大人物的纪念方式都是低调的。远的不说，我只举两个例子，其一是政坛元老林苍祐。他一生在政治上打滚多年，也曾是国家重量级领袖，其政党记录更是多姿多彩。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91岁），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适当的历史定位。身为槟州首席部长（在位21年），槟州政府未有为他设立一个文物馆。

此外，身为民政党的发起人之一和后来的党主席，林苍祐在民政党的大厦内也没有一个为他而设的“文物馆”。如果说连民政还没有做到，那么指望其他人来完成这样的使命也确实十分困难的。

在这里，不妨透露一个消息，林苍祐在新加坡得到的重视是对他历史地位的肯定。在1995年成立的新加坡华裔馆（设在前南洋大学图书馆）是由黄祖耀担任主席，主要的赞助人是李嘉诚，而林苍祐是唯一受邀成为董事局成员的马来西亚人。

我也曾被林苍祐告知，华裔馆有他的一套口述历史，但要在以后才能公诸于世。由此可见，新加坡早已作了历史整理。但槟州政府和民政党将会为林苍祐做什么，我们尚待厘清楚。

其二，首任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在任时（1957-1969）虽然政绩平平，但也算是一代开“州”功臣。在他死后其儿子在槟城一店屋内为其父亲王保尼（1911-2002）设立“王保尼纪念馆”。起先构思很大，想请林苍祐开幕，后又想请黄家定开幕，结果是开幕不成。

我看过所谓的“纪念馆”，既小又简单，看不出王保尼究竟有什么大贡献，多是曾在报上看过的一些旧照片。这样的纪念馆太“寒酸”了，因为其儿子“有心无力”，结果未能给王保尼留下重要历史痕迹，真是遗憾。不知道槟州政府有意“领养”这历史工程吗？

由于我们的历史人物受到不同层次的对待，也难怪李孝式家人要把历史文物外移，说不定新加坡会有重要的发现呢？

刊登于2010年6月14日《号外周报》第4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