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代春秋）

民政党全国总秘书邓章耀最近有两句话是值得重视和批判的。应该重视的是他提出了“民政党成也槟城，败也槟城”的政治现实说法。这说明了民政生存的基础是在槟州主导政权。失去这个基地，民政已不知何去何从。但应该批判的是他竟十分泄气地说，民政预计在10-15年内收复槟城这块失地。虽然他说已拟好下届大选的策略。 既然已经拟好，为什么没有信心说出在下届大选就要拼回来槟州政权？难道所谓拟好的策略不管用，没有新鲜感，还是有更大的隐情说不出口，因此不可能也拿不回槟州政权？ 我们暂时不要把责任全推在邓章耀身上，他毕竟只是被委任的总秘书，不是党代表选出来的，在代表性方面自然远不如党主席。因此焦点又落在时任主席许子根的身上。说许子根幸运也好，倒霉也好。他的幸运是在41岁那年（1990年）“突然”“龙袍加身”，成为槟州首席部长；他的倒霉是在2007年才成为党代主席，却在2008年领军大选一败涂地。换句话说，他在民政党“一无所有”（指政治实力）的凄境下，于2009年才正式出任党主席。此时的民政党已完全失去昔日的光彩，前路不明。对于许子根来说是陷入了极其难受的政治瓶颈，动弹不得，也不知如何摆脱困境。 为什么一度招牌金光闪闪，令马华公会“咬牙切齿”的民政党会在一夜之间失掉所有的光环，成“千夫所指”的“软弱政党”？ 这有需要回到民政党的原点。1968年陈志勤准备成立一个新政党，找上正愁反对党不成气候的林苍祐，两人一拍即合，也就诞生了民政党。林苍祐也不理部分党员反对，索性将其民主联合党解散。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在1969年的大选夺下槟州政权。当时的林苍祐只相信政治是和时间赛跑的，分秒必争。而且只有改变，才有希望（这种精神是民政的最宝贵资产，可惜被忽略了）。 因此邓章耀应该学习林苍祐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不怕改变，只怕不变。 虽然这个党的成立不是由群众来推动的，但组织和领导这个党的人则需要通过人民和群众的考验，才能有资格说这个党是有民意基础的。 民政之所以有强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在1974年加入国阵后，在下来的选举都久经考验；虽有跌岩起伏，但总是化险为夷。最惊涛骇浪的是1990年的大选，林苍祐竟告跌马。虽未失政权，但已捏了一把冷汗后，换上许子根力挽狂澜于既倒。 经此变化，民政党也开始面对巫统的压力，并出现了一些怪异声音要首席部长改变人选。当这种不重视多元种族结构的声音逐渐成为一种不健康的运动时，民政党得到的支持是十分坚定的，因为人民认为华裔首席部长是不可典当的。这意味着民政是民族主义在多元社会下的一面旗帜，它有很强烈的代表性，也顺应时代成为槟州人民的“守护神”。 可是当民政扮演的“守护神”角色褪色后；尤其是在2006年许子根面对巫青团拉横幅羞辱后（指责许子根边缘化马来人；另一层意识是首席部长要换人做了）而未加大力反击，终于在2008年的大选遭遇滑铁卢，民心思变的强烈，不输于1969年的变天。人民用另一股政治力量取代国阵。 从那一刻开始（308政治海啸后），民政党的政治角色越来越模糊，既要“从心出发”又拿捏不准方向盘，以致有“守株待兔”之讽（我始终反对民政党玩弄文艺字眼，搞政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干脆“重新出发”一目了然。在山河破碎，心已碎了，还“从心出发”？是哪颗红心呀？这正如在大选时，民政党自作聪明搞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再转变”，明明已执政槟州39年，还再转变什么？若用上“再攀高峰”，行动党就无隙可乘。就是因为自以为是，在“再转变”口号下，就成了行动党的造句“投火箭”。这个威力比原子弹还要大。因此我请民政党不要玩文字游戏了，除非它是一个“文艺俱乐部”）。 不知道为什么民政在308后宁可守住现状而不求思变，即使在大选后被槟州巫统某些人“践踏许子根肖像”也还是“忍气吞声”？这似乎说明了民政高层陷入害怕失去所有资源的软弱心态（或说是一种政治恐惧病）？ 本来在纳吉于2009年上台时，民政或有一个翻身的机会，未想许子根只出任首相署部长而没有领导一个独立部门的部长，令民政上下大失所望，也令民众贬多于褒。 虽然这也非他所愿，但民政应拿出大无畏的勇气回应接受或拒绝。既然在政治上几乎是“一穷二白”了，民政又害怕失去什么？与其订下15年的信心不足的目标，不如大胆地表明下届大选要东山再起，当然关键在于民政要拿什么来挽回槟州人民的集体记忆？而不是让人民在失望中把民政给忘记了。到那个时候，上帝也打救不了民政党。 总归一句话：十五年太久，只争朝夕。民政党诸公，您怎么说？ 刊登于2010年6月7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