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藏书、写书 （天下纵横）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买书、看书、藏书和写书的小品文，但一直没提起笔，直到何国忠副部长在我的新书推介礼上讲了一番话后，让我觉得也应该说说我的“书房观”。

何博士说，他有藏书逾万本，也相信我有不相上下的藏书。虽然不是每本书都看过，甚至是没翻过的，也就让它搁在书架上，但若是要用到时，可就十分珍贵了。这就是藏书的价值。

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我累积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有许多买回来的书是搁在书架上而从来没有看过。这不算是一种浪费，而是读书人的一个嗜好。至于我什么时候开始对书爱不释手？说来也算是迟来的习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对阅读产生兴趣，先是看报纸，后是看杂志，接着就到图书馆借书来看。

那个时候我没有书橱，也没有书架，只在小房间内堆少数的书。大概是高中二那年，第一次向《星槟日报》投稿被采用，而后就经常投稿。说来你也不相信，我第一篇稿是发表在《星槟日报》的《星艺》版，而不是《学生园地》。它是一首诗歌，我仍然保存着。我后来才知道《星艺》是供成年人或作家投稿的，不是学生实习的园地，因此就转投《学生园地》。

在那之后，我也投稿给学校的刊物，如《韩中生活》和《韩风》等。就这样我喜欢上文艺，也经常阅读文艺书。及后又涉及政治书籍，但上了高三，我更喜欢看历史书。我对历史的偏好是在一位老师陈守仁（来自香港，是钱缪的高足，后来成为博士）的指导下发生的。从那时起，我对历史事件的年代是熟悉到能背出来的。

因为历史课的成绩标青，我毕业那一年报考南洋大学的历史系，结果被录取了。就这样，我又和云南园结了缘，在相思树下的林荫大道，南大湖畔是我每天都要走过的地方。

后来我进入报界服务（《星洲日报》）。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除了阅读多份报纸外，也拼命地看书。因为有了收入，虽然薪水不高，但我已拥有自己的小书橱，今天看来这个书橱小得可怜，顶多装得下100本书。

说来也难于置信，我在70年代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时，我对年少就投稿《星艺》版的事不禁哑然失笑，我当时这么自信地想：在高中时，我的文采还可以登大雅之堂呢？（当然在《星槟》服务，我的稿要投在哪一版都没问题）

接着下来，我的写作是不断增加的，既写社论（先是一周一篇，后来两篇，再增至三篇乃至四篇），后又多写时事评论。因此不读书是不行的。就这样，我为自己辟一个小书房，也有了书架，一步一步地使藏书不断地增加，增加到连书架也放不下了。书本及报刊尽是充斥房间，在报社内更有自己的藏书。久而久之，我的生活就是与报纸为伍，与书本结伴，而编新闻及写评论成为我的专业和职业，我把自己“训练”成“很会看书”的人，什么叫很会看书的人？这也是自己锻炼而成的技巧。当我没有充足的时候阅完整本书时，就只有“抽所要的”来读和消化；而更多的时候是先看书的绪言及后记，这样你就知道内容大纲了。

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我喜欢逛书店，国内的国外的，都会留连三几个小时，往往一进书店就出不来，而且每次都买了一堆又一堆的书；尤其是80年代开始往中国跑的时候，我买下的书是随着我订货的货轮配来的。

到了90年代，我把我的书房天地大大扩大了，整个面积尽是书架和数不完的书（当然无法与正规的图书馆比较。只是对我而言，一个人有这么多书，不是“汗牛充栋”又是什么？）。我曾私下稍为点算一下，到了今天藏书已是超过一万本，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因为有增无减，我的书房几乎可以用“乱作一团”来形容，我无法使书房干净整齐，因为我在写稿时要用到很多的资料，因此摆在书桌上的书是“东歪西倒”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哪里找资料。

我的书房是我的世界，我享受这样的生活，尤其是在夜晚和夜深人静时，读书和写书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先后写过多少篇（长和短）的文章，在长达45年的写作生涯中（间中扣掉10年停笔，也有35年的写作期），粗略估计也写过成千上万的文章，出版过10本著作。

虽然回报也许是在许多年以后，也许是什么都没有，但都没有关系，因为一个读书人在世时，已从他的书房看尽天下事，一生无憾了！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对书房的眷恋与执著的最大原因。

刊登于2010年6月28日《号外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