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回巫对话”（直挂云帆）

沉静一时的“回巫会谈”最近又被媒体炒热。到底回巫对话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可能促成？而它的基础又是在哪里呢？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寻求马来人大团结的蛛丝马迹。

那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及英军重临马来亚之后的政局变化所促成的。因为英国政府强行通过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且决定在1946年落实，终于触发所有的马来政团（41个）响应拿督翁的号召，并在这一年的5月11日正式成立“巫统”（全名为马来人统一机构），向英国人施压。当时马来人的团结是因为英国推出的“马来亚联邦”被认为没有顾及马来人的利益和统治者的地位，也就群起而攻之。换句话说，它有一命题（主题）使到马来人为捍卫族群的权利而走在一起。

虽然在3个月后，代表左翼力量的“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退出巫统，但大势已定，英国改向巫统谈判，最后加入各州统治者，在1947年拟定“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且在1948年2月实施，全面取代已作废的“马来亚联邦”。

因为这一转变，马来人基本上分成左右两派，巫统代表了亲英国的右派，而亲印尼的另一股庞大势力的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仅剩下巫统独领风骚。

可惜在1951年巫统闹分裂，有一批回教学者在8月酝酿离开巫统，而在同年的11月成立了回教党；与此同时，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也与巫统理事会意见分左，在同年的9月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一时之间声势浩大，成为巫统的心腹大患（拿督翁离开巫统后，东姑阿都拉曼被选为主席）。回教党因“人微言轻”，只得靠边站。

1955年的独立前普选是巫统的“生死战”，它面对拿督翁的直接挑战。此时拿督翁领导的党已改名为“国家党”（取代“马来亚独立党”，标榜多元性，橡胶业巨子连裕祥就是此党的副主席），摩拳擦掌决意要成为政治主流（这一年只选52名立法议员，另46名是英政府委任的，作为迈向自治邦的起点）。

讵料拿督翁在阴沟里翻船，参选30席，全军覆没，包括他自己也落选，反之巫统在马华和国大党合作下，组成联盟囊括51席，剩下1席由回教党赢得。

这一个转捩点，意味着国家党的没落和巫统的兴起，但也点出来巫统将来的对手是回教党。果然回教党在1956年请来了民主斗士布哈鲁丁当党主席。这个人物来头不小，他原是被查封的马来国民党的主席，又在1955年与布斯达曼合组人民党，以这样的左翼身份进入回教党，实在是对回教党进行改头换面。在不主打宗教牌下，回教党于1959年的大选，在与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默契下，首次取得突破性的胜利，除夺得吉兰丹及登嘉楼两州的执政权外（后因内讧丧失登州政权），也跃居国会最大反对党（共13席），社阵8席。此时回教党的立场靠向印尼，与巫统的亲西方立场大相径庭。在间接上它已取代马来国民党的政治地位。

1965年布哈鲁丁被马政府逮捕，指他企图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其他被捕者有社阵的马来领袖，包括前农长阿都亚兹）后，回教党的势力受到牵制，也不再是巫统的主要威胁，即使1969年的大选形势对反对党有利，回教党也没有再一次的突破，只保住丹州政权和国会议员维持在12席，不是最大的反对党，反而是民主行动党以13席后来居上。

正因为回教党换了领导人（巴哈鲁丁1969年逝世，阿斯里从中崛起），势力集中在吉兰丹，包括阿斯里以州务大臣的身份牢控回教党。他的亲巫统立场使他在1972年率回教党加入国阵，启开回巫合作的历史新页。但很快地，回教党基层发现加入国阵后，吉兰丹州的事务开始被巫统插手，乃至1974年的大选后，吉兰丹的州务大臣也是敦拉萨钦定的人选纳西（虽然他是回教党的议员），加上党主席阿斯里出任中央部长后，也对加入国阵表示满意，也就进一步激怒吉兰丹回教党州委会终于通过对纳西州务大臣不信任票，一场滔天大浪的斗争就此掀开了。到最后，阿斯里也无法压下愤怒，待到胡先翁于1976年接任巫统主席（因敦拉萨病逝）后，他就对回教党的压力十分不满，并在1977年开除回教党出国阵。这样一来，回教党与巫统已公开决裂。

这一决裂给回教党带来刻骨铭心的教训。其一在1978年3月的闪电州选中，回教党败得一塌糊涂，只剩下2个州议席政权首次转入国阵（巫统）手中；其二胡先翁再接再厉，于同年7月的全国大选中，又再一次击败回教党，只剩下可怜的5个国会议员。

1990年回教党借巫统分裂在吉兰丹东山再起夺回吉兰丹州政权，但整体来说，46精神党并没有给回教党带来太大的帮助，回教党也只能保住7个国席。由于东姑拉沙里的举棋不定，回教党在后来（1995年大选）就放弃与46党的合作（1996年46党解散，集体回巢巫统）。直到1999年安华出事后的大选，回教党才再一次的扬眉吐气，不仅恢复1959年的辉煌战绩，而且国席也激增至27席，声势直逼巫统。这是回教党的第二个春天，也是拜安华所赐。

这个时候，回教党内有一批宗教份子就主张用宗教促使巫统就范。果然马哈迪也来一个反击，在2001年的时候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以和回教党打对台。这场斗争暴露出回教党的急躁与忽视多元社会的客观性，也就让马哈迪拿了彩头。正因为这样，在2004年的大选，在阿都拉取代马哈迪挂帅后，刮起了阿都拉旋风，也让回教党打回原型，剩下7个国席。

在这种情形下，当然不存在回巫对话，因为回教党已非巫统对手。可是来到2008年的大选，回教党又再翻身，但也是在安华协助下唱丰收，这就使到回教党在回应阿都拉的回巫对话上显得左右为难，既想要谈，又担心对民联“背信弃义”。抑有进者，回教党也因要不要成立“大团结政府”在党内有了激辩，到最后是会谈止步。2009年，回教党确定与民联在一起。在今年的6月大会上又再一次表明不举行回巫会谈的意愿。

可是不到一个月又传出回巫对话，这其中的奥秘也非常理可以推论，但如果沿用合乎逻辑的推理，回巫会谈是缺乏实质的互信基础，也未在基层引起广泛的讨论和支持。

难怪洞悉因由的纳吉首相说，要谈可以，就不要附带条件，也就意味着谈不谈都无所谓，反正纳吉不是阿都拉。同样的今天的哈迪阿旺与纳沙鲁丁经过党的“洗礼”后，也不再像应对阿都拉时代时那样热衷地组建团结政府。

因此不论从历史或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回巫对话是不易成事的，因为巫统代表了一方的马来民族；而回教党又代表另一方的马来社群，他们没有宗教和种族之分，但他们有思想上和阶级观念的不同。这就是马来政治的现实，也似乎如聂阿兹所形容：“道不同不相为谋”。

刊登于2010年7月26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