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华教的跌岩起伏 （直挂云帆）

马来亚和新加坡原本是一家人，最明显的是1826年英殖民政府将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并成海峡殖民地。自此之后，这“三州府”就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直到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签署生效后，新加坡才在政治上被切割开来。换句话说，从那一年开始，马来亚联合邦属于一个政体，准备朝向自治邦迈进；而新加坡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尚未有计划走向自治。虽然如此，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人民始终如同一家人，有相同的政治运动，有民族解放抗争，也有共同的理想，以争取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方面，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人有着血脉相连的文化与教育的传承。在战前更突显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不但是一场政治思想醒觉运动，也是一场民族文化运动，其影响之深，是无届弗远的。也因为“五四运动”，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海外华人的命运也改变了。

我们单从教育作个比较，就可知道“五四运动”有多大的冲击力。例如在1919年前，海峡殖民地共有115间华人私垫（1884年的统计），而新式的华校也寥寥可数，如1904年出现的槟城中华学校及1905年出现的新加坡崇正小学。但在1919年后，情况大不相同，华校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
尽管在1920年时，英殖民政府对华校采取登记与注册措施，也对华文报章实施管制，但华校数目反而激增，英殖民主义者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在这个时期，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已有显著的增加。在1911年的人口统计，共有华人91万余名，而在1921年时，华人人口超逾117万余名。这意味着，马新的华人社会需要更过的学校来传承文化。

根据1921年的记录显示，在海峡殖民地及马来属邦（吡叻、雪州、森美兰及彭亨）内，已有华校252间，与“五四运动”前比较，真是天壤之别。

抑有进者，在1924年时，华校的记录更是惊人地翻一倍，达到564间，学生人数2万7千余名，教师1千2百余名。由此来看，“五四运动”给马新的华人带来了新的视觉和新的思想，并勇往直前开办华校，而在1938年创造新纪录。

1938年是马新华人社会全面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日本在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发起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的高潮。在陈嘉庚的号召下，成立《南侨总会》向人民集资，以救济受难的中国灾民。这一年，马新华校突破千间，达1015间，学生人数9万1千名，教师3985名。这意味着在抗日的年代，华校更是在风雨中挺进并展现其顽强的生命力。

不宁唯是，在新思潮的鼓舞下，第一间华文中学于1918年在新加坡成立，取名华侨中学；而槟城也随之出现“华侨中学”，由戴欣然出资，但他不幸于1919年逝世，华中乃告夭折，直到1923年才出现第二间华文中学，是为钟灵中学。华文中学在此之后形成一个浪潮，在马新社会涌现。华教也就在马新社会蔚然成风。

但不论华教怎样发展，它始终与政治扯上关系。在英殖民地时代，政府提倡的是英文教育，偏偏华社就心系中华，由民间出资让华校遍地开花。在无法阻止下，英殖民政府转而采取诸多限制手段，尤其是在1930年马共成立后，更不时发生老师及学生被遣送回中国的事件。因为在英殖民政府看来华校也成为培养左翼份子乃至亲共份子的温床。

正由于这一因素，当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41年底入侵马来亚之后的3年零8个月内，马新已成为日本的囊中物，华校的被关闭及华人的被杀害，在在罄竹难书。

迨自1945年日本战败后，英军重临。它始终没有改变对华校的控制与歧视政策，终于引发了50年代在新加坡华校（主要是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的反对学生服兵役的斗争（1954年），酿成严重的罢课与逮捕事件及在槟城钟灵中学发生的学生领袖反对改制学校被开除（1955年），而导致1956年的大罢课。其后学潮蔓延至全马各华文中学，直到1958年才停息下来。

转入60年代，马新的华校面临重大的考验和转折，一方面是马来亚在1961年教育法令的生效（根据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规定所有的华文小学（也包括淡米尔小学）必须改制成国民型小学（目前华小有1291间），而中学若不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就成为独立中学。结果是54间华中接受改制，16间华中选择成为独立中学。从那年开始，华校的学潮停止了，许多华中也转成政府控制的中学。直到今天，国民型中学78间，独立中学61间，说明了在独立之后，华校基本是保留现状。虽然这些华校已不再是左派的摇篮，也没有政治活动在校内进行，但华教的发展重担仍然落在华社身上，而华教课题也依然与政治息息相关，它无法做到政治归政治，教育归教育的区分。举例来说，华小有800间被列为半津贴学校，它们得自行筹款经费进行扩建、重建或装修校舍；而国民型中学同样也得华社操心硬件经费，再加上独中更是华社责无旁贷的重责。换句话说，华社在独立50年后，还得为华教的未来而操心。如果没有华社和民间组织的承先启后，马来西亚的华教不可能有今日保存完整的体系（至少与东南亚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华教是经得起考验的）。

至于新加坡，虽然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试图拉近两地的教育距离，但因新加坡也拥有教育自主权，不必样样按中央政策办事。再说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后，开始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它原有的华校也接受改制成为国家教育的一环。当1980年南洋大学被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意味着华教体系的教育已完成其历史任务，因此在殖民地时代与马来亚一起成长的华文教育在70年代之后，已逐渐和马来亚分道扬镳。历史曾经让马新的华文教育在战斗中成长；历史又让马新的华文教育随着政治的变迁而一再蜕变。

如果说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继续由民间的团体在扛着和发展着；而新加坡的教育已是由国家来统筹统办。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再也不能拿马新的教育相提并论，这就是政治改变教育的最明显的实例。

刊登于2010年9月16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