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成立改变世界版图 （直挂云帆）

很多人都知道，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但不是很多人明了马来西亚的成立则是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

这事还得从1961年说起，就在东姑阿都拉曼提出有意扩大马来亚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后，获得的反应不是一片赞美声，而是掀起了一场新的国际斗争。

在内部而言，它也促成了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即新加坡社阵、马来亚的社阵、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等共同反对马来西亚。沙巴并未有社会主义政党，因此未派人参加。

这些左翼政党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尼的执政集团（苏卡诺总统领导的印尼民族党，但他推行联合执政，比如印共就参与其中）有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反对马来西亚计划。

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诞生时，印尼就开展了“粉碎马来西亚”的行动，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印对抗。

苏卡诺除了形容马来西亚是殖民地产物外，也决意将马来西亚课题提升为国际问题，这包括逼使马来西亚不得不与印尼和菲律宾谈判东马主权问题；印尼本身在意气用事下，宣布退出联合国（1965年），震惊了联合国成员，它们并不明白为何印尼要退出联合国？

这其实是一个绝招，一方面显示印尼进一步倾向共产世界，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好转；另一方面反映出印尼要走一条不亲西方的道路，尽可能摆脱美国与英国的控制和支配。

在新形势下，苏卡诺别出心裁提出了“纳沙贡”计划（1959年提出），他的目的是要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社会主义统在一起。这在60年代是新鲜的政治结盟，但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同。因为苏卡诺的“纳沙贡”计划摆明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而且认为宗教主义是可以与社会（共产）主义共存的。

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先有印尼掀起的国际反大马的抗争，后有在李光耀领导下的另类团结方案，以打击和抵消左翼势力的冲击。这就是1965年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号召下成立的“团总”。一个亲大马的反对党阵线（因为联盟仍然执政，不将行动党视为执政党一员）。应邀参加的有林苍祐的民主联合党及辛尼华沙甘昆仲领导的人民进步党。砂人联党也有参加，但也因此差点闹分裂，最后在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亚后不了了之，免去了人联党的分裂。

新加坡的退出马来西亚只不过缓和了马新之间的尖锐矛盾，仍未化解国际的斗争。这场斗争以苏卡诺的纳沙贡为中心，他显然得到苏联与中国的支持。但美国不能够让苏卡诺的理念得逞，因为一旦“纳沙贡”立足脚跟，则美国利用宗教来进行意识形态中的反共斗争，将会举步维艰。

事实上，在纳沙贡计划推出后，它也一度影响到马来西亚的回教党采取开明的“容左”政策；尤其是巴哈鲁丁（一位具有民族主义形象，偏向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竟在1956年成为回教党的主席，及在较后的日子领导回教党与社阵和睦相处也是受纳沙贡理念所影响。

可是，因为印尼的干预过深，导致1964年的大选，左派阵营纷告失败，回教党席位减少也与此不无关系。这主要说明在苏卡诺领导下，左翼政团因跟着走印尼的路线，造成华裔选民增加心理负担，转而支持联盟，放弃左翼政党，但也连同人民行动党的参选遭遇挫折。

翌年，即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突然引用内安法令扣捕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原为农业部长，1963年组党加入社阵）、社阵主席哈斯诺及劳工党主席依萨等人，政坛哗然。政府则指他们企图通过印尼的穿针引线，在巴基斯坦成立流亡政府。

由于马来左翼领袖出了状况，使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起了动摇。最明显的是也是在1965年杪，社阵宣告解散，而人民党中的华裔党员和干部纷纷脱离人民党加入劳工党。

表面上看因语文问题的立场不同，导致社阵瓦解，实则是国际形势的转变和国内政局的变化也造成民族的斗争以种族作为归纳和导向，逐渐放弃以思想意识作为最高斗争的原则。

如果说，左翼运动因马来领袖的身陷囹圄及一部分人以种族主义观点使社阵解散尚不足以说明左翼运动蒙受打击，那么1965年的印尼流产政变就全面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加上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整个亚洲政治秩序也告失调。

这场政变和反政变终于分出结果，苏卡诺总统的军队的失败和美国支持的右翼势力（以苏哈多为首）的抬头，澈底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生态。在苏哈多取代苏卡诺下，一个全新的亲西方的独裁者上台了，他抵制了所谓“纳沙贡”理念，大举逮捕和杀害印共。这意味着宗教主义已从思想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转而让宗教敌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由是左翼阵营（尤其是共产阵营）信仰的是无神论和支持马克思的“宗教是鸦片论”，也就促使美国借助苏卡诺的失败扭转整个回教国家不再与中苏挂钩，进而鼓吹宗教与社会主义是不能并存的。

当美国扶持苏哈多将西方势力重新纳回印尼后，也连带影响马来西亚，那就是在1966年结束马印对抗；同时不再以意识形态推行反西方的政策。

在美国的主导下，不仅东南亚国家，连同西亚回教国家也在改弦易辙中。例如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的战略已有所转变。这就是说，在70年代之后，苏联的影响力渐小，回教国家也宁可亲西方不再靠向东方。1972年埃及总统沙达访问以色列说明了美国已成功将宗教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进而在80年代当苏军入侵阿富汗时，美国得以轻易号召阿拉伯人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对抗苏联（后来成为恐怖大亨的奥沙马宾拉登就是在此时浮现的宗教极端分子。也因为他的存在，助长了塔利班的势力）。当1989年苏联撤军时，塔利班与奥沙马宾拉登的联手已控制了阿富汗，这又证明当宗教介入政治时，已是宗教主导政治，不再是政治引导宗教了（此事件容后论述）。

由于马来西亚的成立，引发了政治斗争的巧妙变化，也澈底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共产国家如苏联与中国在回教国家影响力远不如美国，就是“纳沙贡”计划失败的另一个明证。

刊登于2010年9月2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