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震撼世界的一年 它改写马新印政治历史 （直挂云帆）

1965年是震撼世界的一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因为从宏观来说，它在后来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生态，主要体现在回教与社会主义的切割；而不单单是对东南亚三个国家的重新塑造。正由于这三个国家胶着与纠缠不清的局面，曾一度成为东西方国家争夺的焦点，才引发意想不到的巨变，虽然它的突发性有其必然性的条件，却令许多人大跌眼镜，也令许许多多人因之付出惨痛的代价。

为什么会这样呢？历史必须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8月15日），印尼的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地迫使荷兰放弃殖民统治。几经斗争，印尼的民族英雄苏卡诺终于在1949年领导他的国民党出任这个千岛之国的开国总统。

凭着他的斗志和魅力，他创造了印尼成为一个容共、纳共的回教国家。他所倡导的“纳沙贡”概念就是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溶于一炉。说白了就是将印尼导向不反共乃至亲共的东方集团，与西方反共国家唱反调。

苏卡诺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很快地传入马来亚及新加坡，因此早期（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就具有左倾的思想，甚至也有马共的人在参与领导。不过他们与苏卡诺所创导的“纳沙贡”没有任何的关系；更不曾认同“大印度尼西亚”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将马来亚半岛归纳与印度尼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客观而言，他们的左倾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使然，与苏卡诺攀不上直接关系。惟不能否认这个党因受过马共的影响而在1948年被迫自我解散。曾经参与这个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林建材仍健在，而具有马共背景的余柱业已作古（1918-1995）。

无独有偶也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1945年10月），在吡叻州成立的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就与苏卡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服膺于“纳沙贡”概念，也支持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走着的是亲印尼的左倾路线。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指它涉及共产活动。

当时领导马来国民党的主要人物有布哈鲁丁（后来的回教党主席）、依萨（后来的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后来的人民党主席）。他们在国民党被取缔后，并没有放弃既有的思想，也在后来各自在其他政党另谋出路。有趣的是他们都加入了反对党而不是执政党。例如布斯达曼在1955年组成左翼的人民党；布哈鲁丁则在1956年离开人民党，加入回教党成为主席；而依萨在1960年成为劳工党主席。他们都是苏卡诺的忠实信徒和“纳沙贡”理念的信仰者。

另一方面，马来亚也在战后涌现了另一批不与苏卡诺挂钩的政治势力，在拿督翁领导下，他们在1946年成立了巫统，成功地反对“马来亚联邦”制（Malayan Union）的实施，更在较后与英殖民者府达成协议，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1948年）。

巫统基本上是右翼的马来政党，与苏卡诺走不同的路线，它支持苏丹制和走向君主立宪，接受英国制定的以民主作为立国根基。因为有了巫统的支持，英国也在同年的6月对亲共组织和人士大举扫荡，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就这样，马共又回到打森林游击战争（直到1989年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才走出森林，结束41年游击战争）。

当英国成功地争取右翼马来民族主义者与苏卡诺的民族主义者划清界限后，它进一步鼓励马来亚其他种族的政党出现。马华公会就是在1949年诞生的右翼政党。在1953年后，巫统、马华和国大党更组成右翼阵线的“联盟”。在1955年的普选中，联盟大奏凯歌起而成为自治邦政府。1957年，它领导马来亚取得独立，东姑出任首相，他走的是亲西方的右翼路线。换句话说，英国成功地在东南亚立下一个反共基石，阻止印尼向北扩张势力。

不过，在1954年与新加坡出现的人民行动党，则走着与联盟不同的路线。在李光耀领导下，选择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结合左翼力量下，这个政党在1959年取得自治邦的执政权。后来李光耀与左翼闹分裂，英国也积极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体的一部分。

原本这两个国家（后来分成三个）各自独立和自行自治是各安其位的，也没有对抗与斗争的必要，但问题是当马来亚首相东姑于1961年在新加坡抛出有意与新加坡、北婆、汶莱和砂拉越取得更大的合作时，整个性质就起了变化。因为东姑涉及的是将马来亚联合邦扩大成“马来西亚联邦”，容纳新加坡及北婆三邦加入其中，显然是“冲撞”了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

今天看来，英国之所以决定将东马交给东姑和劝服东姑也将新加坡纳入其中之一的背后议程是西方集团显然不希望苏卡诺的大印尼计划落实，而成为一国独大的东南亚的老大，再也不受西方国家的牵制。

就这样不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苏卡诺动员整个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他的这一大动作不但得到马新左翼政团的支持，也得到东方共产阵营的认可。于是“马来西亚”被定性为“新殖民主义产物”（意指通过马来亚之手继续殖民化东马）的基调出台了。

当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后，又于翌年被接受加入联合国时，进一步激怒印尼也愤慨地退出联合国，一场国际斗争掀开序幕。苏卡诺也喊出了“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两国关系剑拔弓张，处于“战争”状态。

这场“粉碎马来西亚”运动也给东姑带来诸多挑战。他一方面要应对印尼与菲律宾的索士要求；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内的反对声浪和印尼透过各方面造成的威胁，包括空降伞兵袭击马来西亚。

在当时与东姑站在一起的是他的联盟的团队，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及英国政府。它们有议程地分化和打击区域的左翼运动。

这样一来，当年的“马印对抗”已不仅只属两个国家的“战争”，而是西方集团开始反击和正面交锋。

因此转入1965年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被揭开来，它是在无法预算底下竟然成为有秩序的大反攻，令人瞠目结舌：
（一） 揭开这层面纱的是在1965年正月，马来西亚政府得悉反对党中的马来领袖在印尼的穿针引线下，准备同年6月间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于是先下手为强，逮捕了回教党领导布哈鲁丁、劳工党主席依萨及其他著名人士如社阵主席哈斯诺及前农张阿都亚兹（他在1963年离开巫统后，另创国民议会党，并加入左翼的社阵）。布斯达曼在1962年已被扣捕，指他涉入汶莱叛乱。。不久之后，一些被捕人士发表自白书，承认涉及其中。就马来西亚来说，它成功地剪除了左翼马来领袖的威胁，大印尼计划也因之“胎死腹中”。

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经这次打击后开始蜕变。人民党与劳工党在这年12月分道扬镳，社阵组织消失。

当人民党更换领导人（卡森阿末）仍走议会斗争路线时，劳工党则选择走中国式的“文革”路线，走向街头斗争。结果劳工党杯葛1969年大选，而后也自我退出政治舞台，整个左翼运动自那举起已告分歧和分裂，而后各自寻找“归属”。

（二） 1965年的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是事出有因的突变。这是它在1963年加入大马时始料未及的结果。因为李光耀一直很希望重归马新统一以维持新加坡的海港优势，但又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有意见，也就与巫统政策引起正面的冲突，到最后以分离收场。

这就是说，1965年不经意泡制一个不起眼的小国，而今天新加坡经过45年的奋斗，已发展成为东南亚国家中最先进和最耀眼的蕞尔国家。没有1965年的转折，那来新加坡共和国挤入世界之林？也正是新加坡在这一年独立，使它必须独立应对“文革”在新加坡掀起的风浪。左翼也因新加坡的独立失去一个持续斗争的依据。

（三） 1965年9月30日时更为令人悲痛的日子。当苏卡诺获悉美国准备策动印尼右翼军人发动政变前，先下手为强除掉对手，但漏了一个苏哈多。后者在美国的协助下组织军队反扑，成功地推翻了苏卡诺政权。接着数十万的印共党员被杀害，血流成河。印尼华人不可幸免成为被怀疑和被对付的对象，死伤者不计其数外，又再一次爆发排华运动，数以万计印尼华人不得不避居中国（经过多年以后（1998年苏哈多倒台），他们才得以返回印尼）。

这场由西方势力（主要是美英澳）主导的反政变也澈底地改变了印尼的政治生态，从左转向右。而在苏哈多的集权统治下，这个国家成为西方的急先锋和桥头堡。在这之后，美国也成功地向回教国家宣传回教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深刻地影响了回教国家不再选择走社会主义路线，甚至连马来西亚的回教徒也受到影响。比如在2004年大选时，原人民党主席赛胡申阿里有意到吉兰丹角逐国席（被视为安全区），但回教党精神领导聂阿兹说他不欢迎赛胡申来参选，因为后者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由此可见，宗教对社会主义是敏感的。

虽然美国成功地将回教与社会主义隔开，但后来也自食其果。那就是在80年代利用回教份子在阿富汗和苏军打战，而在80年代末期逼走苏军取得胜利后，回教份子并不认为应对美国感恩戴德，反而认为中东的战乱盖因美国政策一手造成。于是他们反过来对付美国，奥沙马宾纳登的向美国发动圣战（1996年）及塔利班的死灰复燃（2001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被美国铲平，失去政权，但未被澈底消灭）就是冲着美国而来。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0当今世界是从1965年翻转过来的，就可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出现宗教狂热份子和恐怖份子向世界和平“宣战”？

刊登于2010年12月3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