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报从未辱使命 （天下纵横）

首相纳吉于12月20日在槟城主持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四十届大会开幕时不忘老生常谈地提出媒体的三大重任：（1）中庸的推动者；（2）改革的监督者及（3）发展的催化者。

虽然这样的的高调寄望我们是听惯了，但现在拿来演绎，倒不失其重要性，因为马来西亚的媒体是多元性的，不是单元性的。如果只要求中文报作出这样的承诺，也是有欠公允的。因此每一种媒体都应该恪守本职，否则首相的忠言也就失去意义了。

根据我在中文报业25年的打滚，我对中文报的战战兢兢的办报精神记忆犹新和印象深刻。比如在60年代的中文报，似乎比其他语文报多出一个限制，那就是不能“渲染”马共的新闻、左翼政党的新闻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因为马来西亚是个资本主义的反共国家，并不允许与国策唱反调。

在那个时候，身为中文报的新闻工作者就需要注意其他语文报不会“犯上”的禁忌。理由是华校生一向以来被视为左倾的，而进入报界服务后比较同情或支持左翼的运动，自然会将“情绪”表述在舆论中。这就是说，当时的新闻工作者还真的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有所约束，否则会面对问题。

到了70年代，情势有了转变，一边是马来西亚采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在1974年达成马中建交。华文报开始较为大胆地刊登介绍中国文章和特写，但另一边有一个不变的“天条”——不许宣扬共产主义。

我提起六七十年代的华文报面对的挑战和契机是因为这是东姑和敦拉萨掌权时代发生的事，而敦拉萨正是当今首相纳吉的父亲，因此我们不妨将两父子的战略连系起来考察。

犹记得敦拉萨在1970年拜相时，就大胆地提出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主张东南亚化为中立无核地带，才有马来西亚后来与共产党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建交的故事。其目的不外是洗掉马来西亚一面倒向西方的形象，转而走中立与中庸的路线。

自此之后进入80年代的末期，更有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和解的轰动性之新闻。这事发生在马哈迪执政的当红年代（1989），与东姑1955年的华玲会谈失败相比较来看，可以发现马哈迪在这方面继承了敦拉萨的与共产党国际的和解精神，终于有了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以便举国上下和平建国。

正由于纳吉见证了大时代的转变，知道华文媒体这一路走来基于主客观因素都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在出版法令下，批评是新闻自由的体现，不能被当成与政府对峙）。而且有的时候小心翼翼不要挑起敏感课题。我可以大胆地说，中文报业从来不辱使命，坚守有道德的新闻自由。

既然来到千禧年后纳吉主政的年代，已经不存在共产党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与共产党国家的思想意识的斗争，整个世界已经走向一体化，就不再需要关注意识形态上作斗争。但世界也衍生了新的挑战和危机，包括极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及宗教狂热分子向世界秩序与和平“宣战”，致使世界面临新一轮的“浩劫危机”。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媒体协助政府扮演中庸的角色和真正负起监督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不单只是中文媒体。如果有任何的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滋生极端与偏激言论，以图制造种族的不安与宗教的失调，那是对和谐社会的“背叛”，政府应予制止和谴责。我们希望纳吉以大公无私和大无畏的精神捍卫他所宣示的媒体的三大重任，让偏激与极端的言论失去阵地。唯其如此，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才具有实质的意义。

刊登于2011年1月3日《号外周报》第5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