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林苍祐 （天下纵横）

认识林苍祐是很久的事。距今算来，少说也有40余年。而在这之前，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不曾与他打交道，直到我担任《星洲日报》记者后，我们才近距离的接触。

60年代中期他是反对党议员，无权无势，但是一党之主，担任民主联合党主席。我们当时也把这个党简称为“民联”，不过此民联与当今的“民联”是有所不同的。308政治海啸后的民联，是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的简称。

虽然是反对党领袖，但林苍祐的魅力无法挡，记者爱向他拿新闻，而他更爱向记者讲“三国”。把记者们都当“群众”来说教，要我们接受他的政治理念。

身为新闻记者，我当然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无法确定他是否能时来运转，扬眉吐气。因为那个时候，左翼的劳工党还是一股很强的力量，不容小视。

到了1968年，林苍祐摇身一变，成为民政党的发起人之一，我们又对他感到兴趣。不过由于他不是主角（只担任党副主席），我们也未把焦点全放在他身上。倒是当他宣布解散民联党时，我们才知道他破斧沉舟的决心。那时他已经没有回头路。

就这样，他在槟城领军参加1969年的大选。优势在于左翼的劳工党杯葛大选，民政也就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劣势在于人们都对他抱持观望的态度。他们不大相信林苍祐能扭转乾坤。我对他个人虽然有信心，但也看不到他的群众力量。我也不大确定一向以来支持左翼政党的群众会否转过身来支持林苍祐？

结果林苍祐向我们（记者）证明我们都看走了眼。他在5月9日晚上揭晓成绩的时刻，喜讯不断传来，终于一举击败联盟，跃身成为槟州的执政党。

民政党的抬头和林苍祐的东山再起组成了当日晚上的主调。我就在圣芳济学校的礼堂与林苍祐在一起，看到他欢喜但不激动的心情迎接胜利的到来。

从那一刻起，林苍祐与我们更加接近了。两天之后（5月11日），他宣布成为槟州首席部长，再过两天（5月13日），全国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民主被中止。为了防范局势恶化，林苍祐需要媒体来传达消息，促请人民冷静和切勿冲动。

其实，身为记者，我也知道槟城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大事件，一切都在掌控中。而我看见林苍祐苦口婆心地向民众演讲和致词，目的不外是希望不要有人煽风点火。

当事件逐渐平息后，我与林苍祐的接触也比较多，但只限于工作采访。我们之间尚未建立起个人的友谊。我们的个人友谊是从我的同事朱炳钦开始的。他与林苍祐的交情更早。因为他是钟灵中学1956年被开除的68人中的一位。那时林苍祐有介入学潮进行调解，也就认识了朱炳钦。当朱炳钦于较后成为记者时，他认识的林苍祐已在政治上“落难”，已退出马华公会的领导了。

林苍祐把他当成“知交”，两度邀请他参加选举（1964年及1969年）都未如愿，只好继续做好友。

当1974年林苍祐因参加国阵面临考验时，我已是以政治评论员评论员的身份评析政治。我在1971年的民政“宫廷政变”中，我写了相当多的评论，朱炳钦就安排我采访林苍祐。就这样，我和林苍祐更加熟络了。

我经常与朋友开玩笑，林苍祐平时不会怎样留意我，但大选来临时，他会找我与他聊天。

与他聊天曾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那是他在野的时候。如今贵为首席部长，“日理万机”，自然不会记得我这“小人物”，他已没有时间与记者们闲聊，惟有在选举的前后，他会记得我的“重要性”。

我当然不是重量级的人物，但肯定有人告诉他通过我的笔，也许对他的政治形象有所帮助。我不知道我的文笔是否具有感染力或影响力，但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政治评论有读者群，有一些的影响力。

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任何政党的报道和评论都采取比较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对于林苍祐也是以此作为标准，以免被指为有欠公正和不够客观。不过当我在80年代为林苍祐写评传时，我就比较深入他的感情世界和政治性格。这之中就不可能保持远距离的剖释，而是一定要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来窥探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何能够把槟城变天？又为何能化腐朽为神奇？

刊登于2010年12月6日《号外周报》第5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