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华人三大困境 （直挂云帆）

究竟是否因唐末黄巢作乱（公元874-884年），才启开华人南渡马来西亚的第一页已无从考证，但从姚丹著《马来西亚华侨史纲》一书则认定当时已有华侨流寓于苏岛（苏门答腊）及马来半岛之间。例证之一是直到今天为止，华人仍然称为“唐人”也把中国叫做“唐山”。这就是说唐朝开海外移民之端倪。

虽然如此，华人大规模的南来是在英国人开辟槟榔屿以后的事（1786年之后），而在这之前，华人在马来亚的人口是少之又少的，例如根据《马来亚华侨史》作者巴素博士所考证，在1641年时，马六甲只有华人约三四百名（这一年荷兰攻下马六甲，取代葡萄牙成为新的殖民统治者）。因此，巴素说，只有在欧人能提供一个安全的基地后，华人才毅然地走上远征之途。

他的立论很清楚，那就是华人的大规模移民从槟榔屿开始，而后才开枝散叶到马来半岛，新加坡乃至东马。举例来说，在槟城开埠人莱特于1794年12月逝世前的7月，他就向上司汇报槟城已有3千名华人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这是莱特占领槟榔屿8年后的一项统计。

自此之后，华人在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都占有一个重要的比数；尤其是新加坡更是成为华人移民的另一个大本营（香港之后），而槟城在1911年时，华人已突破百万，占州内人口的40%，更在1947年时，华人人口突破二百万而占州内人口的55%。

正由于华人人口在马来亚及新加坡占相当大的比数，他们在战前和战后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推动国家发展，捍卫国土方面的不遗余力乃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从人口比例上来说，在1911年时，马新的华人已高达9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4%；到了1921年，华人人口破了百万数目，占总人口的34%；而在1931年华人增至170万，占总人口的39%；继后在1941年时，华人达二百余万人，占总人口的43%。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当战后1948年马新在法律上被切割后，人口就起了一些的变化。这个时期，马来亚的华人有180万，占半岛总人口的38%，而新加坡则另行统计，华人人口占70乃至80%，约有90万人，虽然马新同属英殖民地。但英国开始在马来亚推行其民主政治，且承诺在较后赋予自治邦地位；新加坡另行推行政改，以便朝向自治迈进。

姑不论马新是否在法律上分家，但分家后的马新依然被民间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们的政治演变在战前和战后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当提及华人的困境和挑战时，我们往往把马新拢成一体来论述，直到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自行独立。

所谓战前，一般上把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成功作为一定起点，虽然孙中山在1906年起就游走于马新之间，但因为响应他革命的队伍不能壮大，所以才发生同盟会的总部从新加坡迁来槟城的重要转变（1910年）。所幸槟城的中层阶级比较热心，孙中山得以在槟城立定脚跟，更在1910年11月在槟城召开著名的《庇能会议》，敲定了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也在1911年10月激发了武昌革命的成功。

因为孙中山的活动引发清廷向英国抗议，所以在1910年庇能会议后，英国于同年12月将他驱逐出境，无从在马来亚掀起政治风暴。不过，辛亥革命后的第8年，也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卷起的浪潮就直接冲击马新的政治了。最明显地反映在华文报如雨后春笋地设立，且提倡白话文，推动新思想新文学，大大地改变了马新华人的思维。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五四”运动在后来也像中国一样，成为左翼势力壮大的源头。1930年马共的成立，即证诸了马新华人政治思想与中共看齐，也导致了马新国民党份子和派系与中共和马共的长期斗争。

这种派系和思想的斗争虽没有如同中国国内的势不两立的残酷手段，但也引起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才又看到国共又再携手合作。在马新方面，则有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筹赈援助中国抗日，一时之间风起云涌的运动和热潮把马新的华人卷入其中而成为抗日的坚定支持者。

马新华人的反军国主义和抗日也付出惨痛的代价，那就是1941年底日本攻进槟城，而于1942年全面占领马新后，华人；尤其是左翼份子，抗日份子受到无情的镇压和对付，许多人因而失去生命；当然也有许多人上山打游击，与日本侵略军周旋。据无法证实的统计，马新两地牺牲的华人不下15万人。由此可见，日本在马新的3年零8个月的血腥铁蹄统治造成的伤亡与损失是罄竹难书的。这是马新华人第一次面临集体的残害与镇压。

华人第二次的困境则是战后发生的悲剧。因为英殖民军队在日本投降（1945年）后就重临马新，采取收编马共的手段，但拒绝与马共分享权力，因而于1948年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更查封马共及亲共组织，大举逮捕左翼人士或驱逐出境或加以监禁。顷刻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个时候，重回森林打游击战的马共，也被英军事政府的绝招逼得四处辗转，后来才在泰马边境落脚（1954年）。在这方面，英军事政府指责在森林边缘的垦耕者援助与匿藏马共份子，乃从1948年12月开始，直到1954年，把大量的华人驱赶入“新村”，用铁刺网围绕，不准村民接济马共，违者处于重刑。根据统计到了1954年底总共有57万3千名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华人生活苦不堪言。英军手段之极，不亚于日本侵略者。这个时候马华公会乃在1949年运应而生。它首要的目的是照顾陷入困境的华人，继之转化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

虽然英殖民政府表面的理由是打击和消除马共的影响，但也因此让华人对殖民统治的不人道措施更加深恶痛绝。

尽管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时，华人新村（共480个）的条件有一些改善，但大致上还是不令人满意的，也就给了左翼政党社阵一个机会在新村和城市地区的地方议会选举中抬头。

华人新村在今天已是一个特殊城镇的象征，但过去痕迹是抹不掉的。如果说华人有什么难以忘记的深刻集体记忆，那就是不能原谅英军事政府残踏了他们的尊严。

至于华人的第三个大挑战是发生在1969年大选后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让许多华人的生活变了样，他们无法理解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导致196人死亡，108人受伤；259人被武器攻击、9143人被逮捕、37人失踪的悲剧，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更悲的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民主暂时终止。

自此之后，国家政治大洗牌，政治生态大不相同，许多法令和政策相继推出。而一些争议性的条文至今仍然在争论中。

华人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受到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但也在考验华人的智慧与应变的能力。

如今已40年过去了，“513”不再成为民间的阴影，而华人也选择通过民主来推进国家和寻求改变，以走向更加公平与合理的社会。

从过去的三大教训来看，我们要抑制和阻止再一次发生偏激与极端的言行，破坏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完整性与多元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朝野上下向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宣战，也向霸权主义说不。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中庸的道途上建立一个平和的国家。

（本文部分内容是作者于10月17日应吡叻永定同乡会之邀所作的专题演讲，题目是《从历史看华人的转型与困境》）

刊登于2010年12月1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