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林苍祐的信 （现代春秋）

早知道您早晚是要走的，但还是为您的逝世感到哀伤。 日子是这样推算过来的。今年春节，我循例连同老同事朱炳钦向您拜年。来访的客人似乎一年比一年少，今年显得有点冷清。这世态炎凉，就是这么一回事。 今年的春节，我们的话题不再是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而是谈一些您记起的往事。主要是闲聊您在中国的一段经历。 我曾经这样问您，您在中国的四年到底干了什么？我们都不很清楚。因此您的四年在中国的日子几乎是空白的，而我只能靠您夫人提供的一些片断在《林苍祐评传》中加以描述。但总觉得好像缺少什么似的。没有震撼性，只是平铺直叙，最戏剧性的要推算您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吴欣燕回来。以一位纯受英文教育的您，而且又是英伦的高材生，竟在中国谱下一段姻缘，倒教许多人感到意外。 意外归意外，但后来看到您和夫人吴欣燕鹣鲽情深，也就觉得这千里姻缘牵得太绝妙了，妙到晚年的您吐露的心声是最放不下的人是您的夫人。 这是您在今年9月10日在我探望您时，我深深地感受到您是一个重情意的人。那一天我依然约了朱炳钦去您府上探视您，因为我们被告知您身体健康下降，常有进出医院，也就前往探望您老人家。说老实话，那一天的闲谈，我感觉到您的状况有些疲累。我们的话匣子围绕两个课题，一个是您告诉我们刚从医院回来，您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进行全身检查。您吩咐我们，不要坐得太近，因为您担心细菌感染。我看您的精神少了一些神采。这个时候，您的夫人就在佣人的协助下，坐在您旁边的椅子。您说，老伴在您住院时，每天总是坚持两趟来看望。由于她的行动不便，也就有些“于心不忍”，只好要求医生让您“割名”早日回家陪伴老伴。我一时之间感触良多，因为我不久前才读到李光耀对其夫人晚年生活的不弃不离的一种无奈，而今您表露出来的情感，正像李光耀那样，我觉得您们确实在风雨同舟中甘苦自乐的一对。 第二个课题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我很抱憾未能如您所愿，认认真真地以学术的角度为您写一部传记。当我在1986年将您的故事编辑成书，取名《林苍祐评传》时，您是有意见的，因为您认为这是在写故事，不是真正地反映林苍祐的政治哲学。我承认我是在写故事，理由是读者要读故事性极强的林苍祐，不是大块头文章。我曾答应您在适当的时候，将您的传记提升到高学术水平，可惜我一直未能完成。因此您把我的评传形容成“非小说的故事”。虽然未达您的要求，但我想我应是第一个人把林苍祐的故事辑成书的人。即使它不是经典之作，但对研究林苍祐这个人，则大有帮助。 不过我得承认，我在书中对您的四年中国生涯知之不多，我在两年前曾向您说，您姑且把您四年的中国往事一点一滴地说，我会写成一个故事的。您讲了第一部分，我收在脑海里。来到今年春节时，我们进入了第二部分。本来我也想一气呵成听您讲在中国的故事，但今年的春节您看来有些累了，不再像过去的春节总要把我留下来听您讲完故事不可。这个时候，我真正地感受到岁月不留人。 岁月也真是不留人，犹记得最初认识您的时候（约在60年代中期），您还是风度翩翩的政治风头人物，虽然已经“沦”为反对党，但您的魅力和神韵仍然吸引许多记者爱听您讲话。您的讲话虽有内容，但说教的成份很浓，我们每次到思明药房采访新闻时，总是在问Doctor会不会作“政治开课”？我们确实有些“怕”您的话匣子一打开就说个不停的习惯，毕竟在您的严威下，我们都不可能“中途离席”，只好硬着头皮听您讲政治。 幸好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因为在1969年后您已贵为槟州首席部长，再也没有时间与记者们闲聊了。而那个时候，记者反而希望您越讲越多，以便有更多料交差。可是您每次到关键时刻就煞车，让记者吊瘾等候您以后的步骤。 日子一晃又是20年过去了。当1990年您退下光环后，我们又再看到一位老人在与寂寞“打架”。您脱掉了穿了许多年的“政治服”，还原一个真正的林苍祐。闲来的日子，也介入商场，但您更大的兴趣还是在讲花花树树，马叫鸟鸣，也不时讲“政治三国”。 我也在您退休后的一些年，在朱炳钦的邀约下，每年春节一定给您拜年。我们这样的风雨不改，也看到一位曾经叱咤一时的政治老人在过着他的平淡的日子，有时也显得寂寞。 不过我真正感受到林苍祐生活在风烛残年是在今年9月最后一次的访谈中。您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的我，每天早上起来，真不知道要做什么？日子要怎么过，也没有想好”。 是的，当一个人走进这样境界时，您已是无所求了。无所求的人境界必高，不是有一句谚语说：“人到无求品自高”。晚年的林苍祐让人看到这一点。 在我9月拜会您之后的一个月，也就是10月26日，我又被告知您中风入院。这次情况特别严重，在第三天时，我探望了您，但您已不省人事在隔离的加护病房内，您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到了11月24日的晚上，您终于走了，离开您一生热爱的地方，马来西亚、槟城、丹绒武雅，还有您起家的地方丹绒。您是永远的林苍祐！ 刊登于2010年11月2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