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的时代背景 （跃马扬鞭）

《亚洲周刊》在1月2日刊出林友顺的评介文章《大马华社再响文艺春雷》，使我想起70年代的一段往事。那时我在《星洲日报》担任记者，因为在1971年吉隆坡迎来了“银星艺术团”的公演掀起了热潮，我便被派往吉隆坡参与采访相关新闻。这个演艺团说白了就是来自香港的左翼影圈的机构，如长城、凤凰及新联等组成。

他们为什么在“五一三”事件（1969年）后的两年被破例允许来吉隆坡公演（因受到限制，只能在首都公演，不作巡回演出），名义上是为吉隆坡的灾黎（因大水灾造成万千家庭受到影响）筹赈灾基金，实则是马华公会总会长陈修信为挽回民心所打出的王牌：用“左的策略收服左的民心”。于是在说服中央扭开绿灯下，左翼的文艺表演得以在马来西亚鼓起华人的热情和对马华的支持（513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华人对马华的印象）。

就这样《银星艺术团》的公演获得广大民众的响应，尤其是一向支持左翼政党的年轻人更是火热朝天地全程跟进。

由于表演的节目深受“文革”的影响，因此表演的舞台上尽量“红旗飘飘”震撼人心的节目，而它也一前一后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其一是马华公会在1971年2月2日国家解除紧急状态，恢复民主后的第5天（即2月7日），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形势一片大好，也就激发了陈修信同意让银星艺术团到来助一臂之力。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团在3月份演出后，更多的华团在全马各地举行了大集会，也提升了马华的地位。这就直接回答了当时的副揆兼内政部长伊斯迈形容马华“不死不活”的讽刺和揶揄。

可惜不久之后，华团与马华闹分裂，肇因前者要申请注册成为社团，后者大力反对。就这样，在5月份的时候，马华和华团有了裂痕，未能达成“华人只有一个政党”的心愿。不过也意外地给马华注入强心剂。一方面在吡叻州的马华用“文革”的手段高举陈修信的肖像，并载歌载舞欢迎他的访问，企图刷新马华的形象；其中最出位的马华新贵就是被委为新村部长的林敬益（1972年）；另一方面左翼份子也加入了马华公会，其中最彰显的典型人物是70年代加入马华而在80年代出任副文青部长的黄循营。

这不能不说是与银星团散播的左翼宣教有一定的关系。

其二是“银星艺术团”也唤醒了左翼队伍再次重新出发，他们通过马大华文学会组成新的文化统战。于是一连串的文艺节目由华文学会向民间开展与深化。

其背景是这样的：原本学运与左派统战的核心是在南洋大学（在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明显），后因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左翼力量也受到进一步的钳制。

在1966年之后，南大的抗争力量基本上已被拆散，而那时的马来亚劳工党及新加坡的社阵开始受中国“文革”的洗礼，走上激进路线，以街头斗争为主。也就有了杯葛1968年新加坡大选及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的决策。自此之后，左翼政党逐步被瘫痪乃自化整为零。马华公会在70年代得以复苏也与左翼阵线的折翼有一些关系。

与此同时，马大华文学会也借助“银星艺术团”留下的“文艺资产”推展了意义深远的文娱表演。1972年一个命名为《春自人间来》的大汇演打响了马大华文学会的名堂，它成了左翼统战的文艺旗帜。接着在1973年以同样的名堂邀请校外的10个团体在马大参与更大型的演出。

由于反应相当热烈，马大华文学会再接再厉准备在1974年推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春雷文艺大汇演》，并邀请校外40个文化团集体演出。它显然比“银星艺术团”有更高形势的演出和推展更有政治议程的运动，因而受到打压被禁演出。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政府采取行动查封马大华文学会，逮捕学生领袖，左翼文艺统战的据点又被瓦解了。在这之后，我们又看到左翼文学阵地转到新加坡大学的华文学会，直到1978年后才逐渐退出文坛。

如今经过37年的销声匿迹后，又见“春蕾”再次复苏（12月18日在雪华堂公演）。除了表演会外，又有一批当年的马大华文学会的领导人结集出版回忆录《于无声处听春雷》（李亚遨主编），加上傅承得、林福南与周金亮的团队的推波助澜，我们终于有机会回味当年的热情与激情。虽然已是事过境迁，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春雷》它永远是一个时代的不灭记忆。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及11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