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与启蒙主义 （现代春秋）

林武灿律师于去年11月9日及10日在本版发表的《如何看待马华左翼文学》的评论中，对拙作《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作了评介，感谢他用心把这本厚达460页，共计38万言的论文进行消化而提出他的独特见解和疑问。 其中一段评论他提及“启蒙主义”是否在马中的文学运动中被跨过而直接进入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斗争）的说法有所保留乃至有所质疑。他这样说：“马华文学历史的不完整性有待后人再去发掘与填补，以探讨是否马华文坛从来就没有过启蒙主义的新文学产品，而直接进入了革命文学这么率然。” 我想针对这个论点提出我的看法。首先我们必须从西方探索什么是启蒙运动？根据周有光（著名学者，教授）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一文中这样说：“启蒙运动不是简单地继续文艺复兴，而是发展和提高了文艺复兴。这时候，西欧和整个世界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提高了，理论变为行动，改良变为革命，社会结构开始改革，阶级关系、政治权力和政府组织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一段话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 （一） 14-16世纪是文艺复兴的年代，它兴起于意大利，而后扩展至西欧。它借助古希腊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条件，从而打击封建教会的神权统治。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文主义成了文艺复兴的主轴。 （二） 在这之后的17-18世纪，启蒙运动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起源于英国而在法国发扬光大，及后影响整个世界（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763-1815年）。由于启蒙运动是更为完整的思想解放，它终于成为资本主义的武器而向没落的神权统治宣战。因此启蒙运动也被称为理性主义，它比起文艺复兴更强调科学与民主。换句话说，它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孕育而成的一个体制，称之为资本主义，以使西方世界朝向现代化。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不得不感叹东方的社会是与西方的社会各行其是的。虽然在18世纪西方社会企图通过传教士来改变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但效果不大。最明显的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1851-1868）虽然是打着上帝会的旗号，但还是中国人民的一场革命运动。它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太平天国基本上不属于西方社会鼓动的革命运动），而是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和对清朝腐败无能的反击，希望建立起一个汉人领导的政权。这就是说，太平天国不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它也是想要继承封建帝国，不是向民主取经。 另一方面，虽然较早前，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列强觊觎与占有的领土，但西方列强并没有把启蒙思想带给中国人民，反之，它大量的输入鸦片，企图让中国人民成为“东亚病夫”，麻痹人民的思想，再无能力搞革命和驱赶列强出中国。它绝不是要协助现代化中国的。 即便在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支持下，试图引进西方的思想来变革图强，但在慈禧太后的反对和镇压下，光绪的“戊戌变法”终告失败，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百日维新”。因为腐朽的清王朝不可能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而自我瓦解帝制，自然出现怪异的非常手段以求自保。 因此在1900年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再一次印证中国封建王朝的愚昧与无知，竟支持和相信鼓吹怪力乱神的义和团可以打败列强，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登堂入室，更因之签了“辛丑条约”，简直把中国变成列强的“乐土”。经此折腾后，也只有到了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后，才显露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的洗礼，向民主与科学看齐。可以这么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从启蒙主义中得到启发的。 但很可惜的，孙中山的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剽窃了，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1913年），更企图在1916年复辟帝制，结果暴毙而死才结束这一闹剧。继袁世凯之后，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的年代。于是孙中山的启蒙运动或准备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包括现代性）来拯救中国的愿望落空了。 因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西方列强竟然同意将德国在胶州与青岛的利益割给日本而引发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弹。才有了举世闻名和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它比辛亥革命更澈底的要在中国搞一个启蒙运动；民主和科学也就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轴。 可是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谁能承载这重大的变革使命呢？孙中山很想再造光辉，无奈他于1925年逝世，也就结束了一个“西方式的革命”的时代。 也因为是“五四”运动带来了西方思潮，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两股外来的思想斗争，一派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以孙中山和其国民党为首）；另一派是走苏联社会主义的（以毛泽东及中共为首）。这两条路线同样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却带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峙。当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它标志着一个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孕育而成。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1906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华文本首次在中国出现）思想在苏联开花结果后（1917年），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跟随马克思的道路走。 虽然中共在初期曾一度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在广州进行国共合作（1924年），但在孙中山之后的1927年，蒋介石夺得国民党领导权后，就对共产党人士大举逮捕和杀害，国共合作荡然无存。 在这种危急的时局下，中国文人在1926年喊出了用文学来推动革命。郭沫若是这方面的急先锋。他说文学如不革命，中国就会灭亡。因此革命文学成了一个新的和抗争的标志，用以取代“五四”运动提倡和流行的“文学革命。在那个时代的“创造社”就有了一批如同郭沫若的文人将文学的调子转向政治。这种用文字来战斗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政治文学”或贴切的说是“革命文学”。 接着下来，在1930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选出了以鲁迅为首的阵容，进一步昭告中国文学向左转，明显地向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靠拢。 尤其是在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中国“左联”就认定“救亡压倒启蒙”，再也不能走慢条斯理的“现代性”路线，转而疾呼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用军事的手段来向侵略者和右翼集团狠狠反击。 无独有偶的，马来亚共产党也在1930年成立，更在1932年出现一个“马来亚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组织，显然是传承中国的“左联”路线。这个组织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当时在《光华日报》服务的洪丝丝。他在1937年中日爆发战争后由日返回槟城担任《光华日报》总编辑。 如果说中国文人在20年代中期后向左转，那么马来亚的文人也在30年代向左转。其中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当时所谓马来亚的文坛的推动者都是来自中国的文人，他们跟着中国的政治风向转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中国的文人；尤其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整个中国已是陷入不抵抗即成为亡国奴的悲境，也就激发所有中华民族同仇敌气。在这种情形下，西方的启蒙主义显然已派不上用场，它无法成为武器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启蒙主义要在战乱的年代取得一席之位也真是找不到门路和出路。 同样的，马来亚的文坛也响应抗日的号召而急切地建立起抗日统战文学。当抗日高于一切时，则所有的文学流派必须让路于救国。因此我们无法梳理出在动乱和战乱的年代启蒙主义的文学在中马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反之，我们看到的是革命文学在乱世中杀出一条血路，这之中启蒙主义是被边缘化的。 就算1945年日本投降也没能让西方的现代性理论闯进中国的大门，因为在内战又起下，国共最后分出胜负。当毛泽东于1949年在天安门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时，社会主义文学已成为中国的主流，西方的启蒙主义又只好靠边站了。它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来亚的情况虽有所不同（当中国解放时，马共转入森林打游击战，它无法成为主流），但因马来亚的左翼文学是跟着中国的革命文学起舞，马华文学起主导作用，也就没有在主流中让位于启蒙主义。 至于在战后的马华文坛是否是启蒙主义抬头的时刻，则是十分争议性的。因为英殖民政府在推行现代性的政治策略时，并没有理会马华文坛是否应向启蒙主义迈进，而是用政治的手段打压，造成马华左翼文学在抗争中坚守阵地，直到中国文革在1970年结束后，马华左翼文学才逐渐地自我退出文学舞台。此时现代主义的兴起取代了左翼文学留下的空白。但现代主义不等于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因此关于林武灿的第二个疑点，我将在较后给予回答。 刊登于2011年1月10日及11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