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华的“高调问政” （跃马扬鞭）

马华公会去年重选过后，新的领导层提出了“高调问政”的口号，意思是说，过去马华所作所为，多数通过协商，不为外人所知，以为马华没有做什么。如今经过308政治海啸的教训后，马华决一改常意，对政治要“高调问政”，不再“忍辱负重”。这样人民就不会误解马华无所为也不敢有所为，从而重新赢取人民的信任。

于是马华最近以来举办的政治讲座也就集中提出一个主题：“高调问政，能获民心吗？”

我在本月十日应邀在吉隆坡参与一场由马华主办的政治讲座会就是要我针对这个题目表达我的看法和评论。

首先我对马华这个题目是有些消化不来的。因为马华从独立到今天都是属于执政党一员。在舆论和宣传上占尽优势，敲锣打鼓是等闲之事，怎么会低调论政呢？既然不曾低调，又何来高调问政呢？

后来又经过细想，原来马华认为在后期或说在林良实时代（1986-2003）；尤其是在黄家定时代（2003-2008），因为对一些重大事情难以公开，往往只以“协商”、“闭门私谈”一语带过，终于造成人民不能理解和接受马华的逆来顺受的心态，也就有了第二次马华被选民“严惩”的事件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的大选，过后3天便不幸发生“513”种族流血事件）。因为这样马华新领导层在308政治海啸后也就“悟出高调论政”的老调新词。

但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吗？它是具有争议性的，因为这样的说词既不是一个理念（至少一个马来西亚还可以被归纳为一种理念），也不是一套有系统的反守为攻的战略，而是更像一个口号。因为单只高调而没有指定高调的实质内容，它很容易走调或流入形式主义的斗争。举例来说，所有的华教课题都是与政治有关的，要解决华教问题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如何适当与巧妙地利用政治优势来化解存在的敏感与所谓“不符国家教育原理”的政治僵局。

由此来看，马华今日的任务是针对大课题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昔日的教训，敢于表达民意。这就是说，马华要重获民心，不是高调问政这么简单的一码事？也不是靠呐喊或向反对党那样的姿态就可以完成任务，而是取决于下列三点：
（一） 马华是否能够改变它在国阵中的屈从地位（在国阵内争取到较平等的地位）？

（二） 马华是否能消除党内的派系斗争或减少党内各怀心思的抽后脚的暗流汹涌（让党内派系和平共处，不诉诸一面倒的排挤手段）？

（三） 它是否能在国阵内获得较大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这对马华形象和的重塑威信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马华在大选中的重挫主要是它在国阵内扮演了不成功或说失败的角色，它当然不能靠高调问政扳回颓势，而是要有像李三春这样的人让马华复活起来。

李三春担任马华总会长期间（1974-1983）是马华较为活力和有气魄的年代。例如在1974年，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两大计划是完成马华大厦的兴建和扩充拉曼学院，使学生从2000名激增至那时的7000名，刷新了马华自“513”以来的低沉形象。

接着他又于1982年敢敢提名芙蓉国席与行动党老大曾敏兴打一场“政治生死战”，不仅让对手大感意外，也让马华在槟城抬起头来（这一年的大选马华与民政在槟州各分配8个州议席角逐，平分秋色）。这在马华历史上也只有李三春敢于承担和勇于面对挑战，结果这一年的选举，马华扳回面子，赢得24个国席（1978年只赢得17个国席），究其因是领袖的勇气和正确战略使然。

不容否认的，在李三春当政的年代是马华最困难的时代，因为马哈迪的强势领导不会让李三春“高枕无忧”，反之是马华不时面对挑战与挫折。最明显莫过于独大官司案的失败，使马华备受压力。而李三春也在“完成使命”（打败曾敏兴，不容火箭小视马华领袖不敢在华人区面对选民）急流勇退。自此之后，马华就不再出现像李三春这样义无反顾的领袖（这里不讨论李三春的政策和争议性的角色）。因此，我在当晚演讲时说，马华公会需要的是涌现拥有李三春精神的领袖，以带领马华走出困境，单单高调问政还是不够的。

刊登于2011年1月17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