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第三势力的消长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政治第三势力的探讨是蛮有趣和具有反思的意义。

首先当马来亚于1957年取得独立时，这个国家基本上存在两大政治势力，一个是右翼的执政联盟（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另一个是左翼的“社阵”（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一个信仰资本主义；另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此时夹在中间的是回教党，但这个党因领导人（布哈鲁丁原是左翼马来民族领袖）的倾向，选择与社阵暗中合作,勉强算得上走中间偏左政策。

在那个时代，除合法政党之外，还有一个马共组织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已进入森林打游击战。因为它的左翼立场十分显明，在政策和课题上也不时与左翼政党“对号入座”。换句话说，当时的左翼政团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经常被称为统战（统一战线）。

这一左一右的两股势力的斗争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达到高潮，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一边是联盟与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沙巴的卡达山政党和砂拉越以达雅人为主的国民党合作，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另一边是北婆及马新的社会主义政党高唱反马来西亚调子。这些个政党包括马来亚的社阵，新加坡的社阵（1961年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及汶莱的人民党（本来汶莱也是被计划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一员，后因条件不合被英国安排自行独立。在1962年时，英国协助汶莱敉平左翼人民党的起事与夺权行动）。

因为左翼的抗争也牵涉到国际政治斗争，尤其倾向支持印尼反对马来西亚，以致“反马来西亚”的政党在1964年的大选一败涂地。例如势力强大的社阵只保留2个国席（原本8席），回教党也退步（由13席跌剩9席）。反之，联盟高唱凯歌。

尽管在这一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派出11名国会候选人参选，企图以“第三势力”介入其中，但在“印尼对抗”阴影下，人民行动党也没有多大作为，只得一人当选国会议员。

这就是说，1964年的大选消除了所谓的“两线制”的滋长，更不存在第三势力从中崛起，整个大局归联盟操控。

在这之后的斗争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左翼政团不再相信议会斗争，转向街头斗争，更进一步宣布杯葛1969年的大选。这意味着左翼阵线退出议会斗争。马共也开展它的“南进”政策（直到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才结束41年武装斗争）。

由于左翼的激进路线导致劳工党内有人另起炉灶，他就是被称为反对党先生的陈志勤。巧合的是他与林苍祐一拍即合，成立了民政党。林苍祐随即干脆解散他领导的民主联合党，企图以第三势力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林苍佑在当时因势利导，同意立场稍为向左转，以争取劳工党的群众的支持。一向以来他是联盟右翼路线的拥护者）。

另一方面，在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已如同一片浮萍，不知何去何从？最后在1966年注册成为“民主行动党”。这个党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也是以议会斗争的标榜左派形象准备与民政党分享左翼社阵留下的政治资源。虽然丘光耀在其著作《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研究》一书中强调行动党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但不能否认的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它确实是第三势力的一环。

正由于1969年的大选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不是出现左右派的两大阵线的对峙（或称为两线制），而是第三势力填补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在各有议程下，政坛冒起三个新贵：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民主行动只能各领风骚，无法结成一个阵线抗衡联盟。

很快的经过“513”事件后的洗牌，马来西亚的所谓温和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如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已被收编而成为联合政府一员（从第三势力跨向第一势力。林苍祐算是回归“家门”。）。那时参加联合政府的还有另两个独特的政党，一个是回教党（它仍然走民族主义的路线，不刻意突出宗教）在吉兰丹及中央和巫统共处一室；另一个是砂拉越一向标榜左派的人民联合党意料之外的也参与也结盟，让许多人跌破眼镜（它们基本从第二势力跨向第一势力）。

当1974年，巫统正式将联盟扩大成国阵时，反对党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及砂州的国民党（它在1966年与中央闹翻后，脱离联盟）。在实力悬殊下，再加上时任首相的敦拉萨成功与中国建交的激励，国阵在那一年的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没有人去奢想两线制，因为崛起的政党可以被收编和改变轨道，涌向第一势力。

接着下来马来西亚的政局转入了执政集团“一党独大”的局面（国阵的结构更进一步巩固巫统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削弱其政治势力）；而反对党方面也转入了“一党独大”的格局，因为在林吉祥看来，有必要强化已取代左翼成为第二势力的行动党，若反对党再分散力量或再出现较多的小政党，必然会打击和削弱行动党的权威。于是在1974年大选时，行动党不与陈志勤组成的社会正义党合作（1971年离开民政党后成立的），也未与当时声称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人民党合作（由卡森阿末领导，改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就这样后两个政党在大选后一蹶不振，翻身无望。接着在1978年又收拾了叶锦源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原是槟州行动党主席，因与林吉祥闹翻而退党）；再于1982年也同样收拾了转由范俊登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党。这意味着行动党不愿意也不赞同反对党内出现第三势力与它争夺华社地盘，并削弱它的第二势力的地位。

当1986年林吉祥转战槟城时，已显示着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准备以第二势力地位取代和收拾民政党，以便跨向第一势力，因而有了所谓丹绒一役，二役及三役的生死搏斗。

林吉祥夺权的失败及1990年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雷声大雨点小也给他悟出一个大道理来：“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动摇国阵的根基的。”但他的联合阵线是有条件的，即不能接受反行动党的人参与，而且利益不相抵触，更没有所谓华基政党争夺资源。于是当安华在1998年出事后，林吉祥就抓紧时机与国民公正党合作，也不反对回教党及人民党也加进来。因为这三个政党与行动党未有资源与利益的大冲突。

然而这一结局是伤及林吉祥的筋骨，他在1999年的大选首次失掉国席，卡巴星也落马。那年的大赢家是回教党。也因为回教党与行动党在理念上的失调，导致后者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反阵）。

不论是1999年大选因安华因素震撼马哈迪的地位或2004年的大选因阿都拉旋风国阵大捷，它已经形成一个规律：若要分享政权，除了加入国阵外，别无他途。反对党再怎么强大，也还是反对党，它们不可能反客为主。基于这个理由，在2008年大选时，没有出现所谓第三势力凑热闹，因为它们也没有看好安华会有所作为。当308政治海啸后，形势突变，反对党竟跃居成为四州的政府（原本加一个吡叻，但在2010年时又被国阵夺回），而且国会议席跃增至82席，破了国阵的2/3席。于是安华组成民联与国阵打对台，形成两线制的政治格局。

正是“两线制”的政治，挑战了既定的利益和议程。在不同的人各怀目的下，反对党阵营也就首当其冲出现分化和裂痕。于是所谓新的第三势力借机冒起，它们会有所作为吗？我们将在另章评析。

刊登于2011年1月13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