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参加由民政党及宏愿大学联办的《林苍祐追思会》不但别具意义,也是挚诚感人的;尤其是其二公子林建成律师那压轴的感性演讲,更是如数家珍地道出林苍祐的点点滴滴。
我注意到在追思会上有提及两段重要的情节;也因为这两段故事,改变了林苍祐,也改变了槟城的面貌和命运。
其一是为什么民政党在1971年酝酿与联盟组织联合政府?而后又为什么有国阵的成立?
虽然民政元老陈宝华有提及林苍祐当时的解释是:为了槟州人民的利益,民政党是可以“牺牲”的(即意若对人民有好处,而民政参加联盟后因之被选民唾弃也应面对的)。对此许子根的剖释是因为当时槟州面对严重的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大困境,林苍祐选择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是正确的,而后来也证明槟州经济转型成功,被誉为东方的“矽谷”(电子城)。
关于这一点,我有必要阐述那个时候的背景。根据所知,联合政府的概念出自马华署理总会长许启谟之议(他在1956-1959年林有福政府时代曾是新加坡的政治部主任。当1959年李光耀的行动党上台后,他就回到马来亚参政,且在陈修信当红的年代,攀上第二把交椅。他得到巫统;尤其是敦拉萨的倚重)。
许启谟在1968年时已受马华重托,邀请学者包括黄丽松教授策划成立拉曼学院,以反击华社指斥马华的陈修信形容“独大”的成功犹如铁树开花。
尽管许启谟有此苦心和快马加鞭让拉曼学院即刻开花,但1969年的大选仍然让马华深受打击,只赢得13个国席。最致命的是丢了槟州的执政权,换来林苍祐的登台执政。
就在大选后的第四天,不幸爆发“513”流血冲突事件,一切权力的转移也就发生。换句话说,敦拉萨掌控了实权,国家也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政统治。
正在这个时候,也就是紧急状态仍未解除之际,在许启谟的穿针引线及拉拢下,敦拉萨在东马的砂拉越静悄悄地进行一项重大的布署,争取一向标榜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先来个“君子协定”。在砂州大选后,与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当州选在1970年的6月举行时(国家尚未解除紧急状态),一如所料在选后人联党加入联合政府,令政界大为震撼。
也因为这样,马来西亚在同年8月31日起解除戒严令和解政治活动禁令。敦拉萨也在70年9月21日宣誓就任第二任首相;更在1971年2月2日重开国会民主。这意味着马来西亚恢复了民主政治,不再施以军管。
另一方面,马华的陈修信借民主恢复大力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获得华团此伏彼起的响应。多少修补了陈修信被损害了的形象。
但在另一方面,身为马华老二的许启谟对华团运动不以为是,且质疑华团成立工委会的动机。就这样华团与许启谟起了“对抗”。不久之后,也就是1971年5月份的时候,华团要自立门户受到马华和政府的反对(包括东姑和陈修信在内),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就告一段落。这对陈修信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有一个令陈修信不悦的是与许启谟和林苍祐有关的。它的演进表是这样的:当许启谟在1968年得悉林苍祐要合组民政党时,特地来到槟城“劝请”林苍祐打消此意,可惜已是迟了一步。民政党在1968年3月宣布成立。虽然林苍祐及许启谟从未公布他们会面的内容,但知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许启模与林苍祐有些惺惺相惜。
果然在1971年10月林苍祐敉平了党内的“宫廷政变”(指陈志勤秘书长及赛胡申阿拉达斯主席通过槟州的议员谋倒林苍祐,另选陈朴根为首席部长)及夺取党中央控制权后,他已思及重组民政州政府的必要性。因为有4位议员已“背叛”民政党,仅剩12席执政(总数是24席),情势随时有变。因为这样,许启谟的联合政府概念在西马获得肯定和落实。1972年元旦日敦拉萨及林苍祐宣布由即日起槟州组成联合政府(名义上是民政联盟联合政府,实则是民政巫统联合政府,因为马华没有州议席),吡叻和吉兰丹州也相继成立了联合政府。
接着,许启谟又积极推动马华与民政合并,这是1972年5月的时候,陈修信在马华总部约见林苍祐,在场者就有许启谟及陈锦华。当时许启谟打蛇随棍上建议马华可以改名为Malaysian Civic Association,也仍用MCA,以换取民政加入,形成一个华人政党。但此议未获得林苍祐热心回应,也未得到陈修信的祝福。虽然许启谟建议陈修信当老大,林苍祐当老二(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林苍祐原为马华老大,岂可屈就担任老二外,陈林两人的政治心病也是不可能“化敌为友”的)。
不幸的,当许启谟于1972年4月15日突然逝世后,他的整个华基政党合并的计划被搁置了,代之而起的李三春自然不奉行许启谟的团结政府。不过许启谟的联合政府概念最终促成了国阵的成立(1974年正式取代联盟)则是不争的事实。
其二是林苍祐入阁的献议。在1970年时不是空穴来风的传言指林苍祐将出任中央内阁部长,而首席部长一职则改由余水清接任;尤其是敦拉萨在9月份拜相后,风声更是热炽。
身为民政党秘书的陈志勤马上否认传言,形容为“子虚乌有”。就党来说,确实不曾讨论过,但私底下,敦拉萨很希望林苍祐来中央当部长。这对林苍祐而言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事,只能择其一而行之。
在1971年的时候,林苍祐做出了决定选择留在槟城,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打救槟城,它将真的沦为一个“渔港”了。
我们退一步来想,如果当年林苍祐接受敦拉萨的献议入阁,又会怎样呢?
从当日演讲者透露的讯息和我掌握的资料分析,林苍祐是被献议出任中央教育部长。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安排,因为林苍祐曾于1956年与敦拉萨合作草拟敦拉萨教育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深获各界支持,包括林连玉也没有异议。因此起用林苍祐将可减少政府面对的压力。再说以林苍祐的思维,他对教育的理念是国民化的,也是西方化的,有助敦拉萨通过教育塑造一代的新人类。这就是说,虽然教育部长从未让华人担任,但不见得华人就做不好。也因为林苍祐没有接受这一重大的挑战,教育部长一职在那时由砂拉越的阿都拉曼耶谷担任(他在后来成为砂州首席部长,直到1981年转任砂州元首)。
从今日来审视,林苍祐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槟州人民更需要林苍祐来领航和主导,不然前路茫茫。
虽然许多人也对林苍祐出任教育部长有信心,认为他可在教育政策上发挥重大作用,但相比之下,首席部长对州内发展有更大的决策和发言权,这点倒是不必质疑的。
无论如何,林苍祐能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被倚重搞教育,也说明敦拉萨的开通与开明,但不知为什么后来的华裔未能在内阁中担任重要的部长职位(陈修信在1974年辞职后,华裔的财政部长就到此为止了)?
刊登于2011年1月27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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