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的联想 （现代春秋）

按照农历年的计算，再过三天我们就从庚寅年跨入辛卯年，而在生肖上是属于兔年。 在兔是祥和的象征下，我们热切地盼望新的一年给人类带来新希望，虽然农历新年限于华人的节日，也就是庆祝华人的新年，但时至今日，其他的民族也能感受春的暖意而沉浸在欢乐气氛中，不再有什么避忌，反正大红大紫是春天的符号。 但若是在50年前，“春”字是敏感与不能高声颂赞的，因为春天一向来被左翼份子和政团当成“换天”的日子，并不断地鞭策人们如果生活在严寒凄风苦雨中，千万不要气馁，因为“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由于“春”字和春的意境已被政治化，且被标签为左翼统战的专用名词，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春的理解是只可会意不可传言，否则会引来麻烦。 至于我国在什么时候开始对“春”字作了特别的注解，也真是不好说，但归根究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的事。那个时候春成为诗人笔下美好的响往，例如中国诗人严阵的《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一诗中这样唱道： “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 盼你，从没有盼得这般焦愁 最好的种籽已经选出来啦， 我们要把它撒遍地球。” 在60年代，在新加坡崛起的诗人原甸在《一封信》中这样颂赞春的形象： “远方的朋友 寄来一封信 信封的四角 散着青春的气息 贴着耳朵听 一串朗笑的声音 拆开来一看 一纸的欢喜” 因为春天已被形象化，以致后来凡是与春有关的东西，也都变得不可渲染。例如阳光明媚；太阳下山明早一样爬上来；小鸟唱出了黎明乃至红太阳、红旗、红绸舞都被视为有意或无意的在刻意深化“革命”的语言。 当然中国在1949年解放后，它的所有一切都是与红色有关的。所谓“无红不是左”，也影响到海外的左翼运动挥舞红旗，对春的响往成了新青年追逐的目标。 最明显的在70年代，当中国还沉浸在“文化大革命”时，马来西亚的左翼学运在马来亚大学的华文学会拔地而起，他们在1973年带头推出了命名为“春自人间来”的文娱表演会，获致各界热烈响应，也就是说，成功地用“春”唤醒了人们的记忆和斗争的目标。 接着，它们又于1974年筹备更大型的文娱大汇演，又是取名“春雷文艺大汇演”。此时学运不仅深入各个华文中学，也调动诸多校外团体参与其中。因为过于火红，整个演出被查禁了，学生领袖被逮捕了。由此可见，“春”的震撼力非同小可。 然而当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当马来西亚左翼文艺退出文坛之后，马来西亚的左翼统战在80年代的气势已告缓和下来。 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和泰政府成功在合艾签署和约，政局又为之一变，和平的曙光已在山城出现，从此马来半岛的武装斗争成为历史。再过3年的1992年最后一批砂共也走出森林，整个马来西亚已不存在马共的影子。换句话说，“春”已完成政治使命并退出政治舞台，回到民间传统的习俗，红色代表喜庆；门前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有在北海出现万盏红灯，在浮罗山背也是一片红灯飘扬。 当红色与政治“切割”后，红色和春天更成为家家户户的好彩头，谁也不觉得它敏感，反而觉得春意盎然，谁也不再认为它有什么不妥。 从这样来看，春和红色也是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的；尤其是进入2011年的辛卯年，我们有更大的理由来迎接一个红彤彤的华人农历新年，因为我们的国家已完全摆脱战争的威胁，因为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了民主斗争的时代，这种斗争不再流血见红，而是通过人民手中的一票来定江山。 这就是我们所响往的民主政治，而较为健康的发展趋势是让两线制在民主运动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祝愿在新的一年里，家家户户用欢乐拥抱未来：我们不再为“回教国”而烦恼，每一个人都必须尊重和接受宪法的法治，不可自我释宪。我们不再害怕种族主义，因为种族主义经过“513”的40年洗礼后，已不再是一道挥之不去的幽灵，它对爱好和平的人民已没有杀伤力。我们也不再担心宗教的纷争，因为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生存空间，也应该得到尊重。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迎接春天的当儿，把污染春天的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和霸权主义都统统地边缘化吧！ 刊登于2011年1月31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