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抒发政见不是背书—且看明朝国阵民联谁主浮沉？（现代春秋）

两大政党集团的辩论蔚成风气确实是值得推动和发扬的，因为在过去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难得同台辩论，而且也不习惯和流行面对面的针锋相对。可是经过308的政治海啸洗礼后，我国的政治生态已大大改变，不再是执政党一枝独秀的天下，也不再是反对党依然故我的局面。换句话说，执政党遭遇了空前的痛挫，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永远的执政党”；反对党也有执政的机会。 这主要反映在国阵的成员党中的马华与民政，现在又加多一个砂拉越的人联党，真的形成在国阵内的难兄难弟。 这三位难兄难弟也难得坐在一起推心置腹。在过去我们所见的是各做各的，甚至有时因利益与政见的不同而起争执和口水战。比如马华与民政就是一对冤家，打从民政于1974年加入国阵开始，它们之间就架起一道“心理围墙”，如同昔日的“柏林围墙”。虽然它们之间也有合作与友好的时刻，但都搬不掉堵在胸口的石块。 同样的也是在70年代加入国阵的人联党，一向以来与马华及民政“河水不犯井水”，也就无所谓同在一屋檐下，反正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今此又因416的州选一败涂地，人联党变成与马华及民政三位一体的同病相怜者。 总的来说，在国阵中，马华算是比较有议员在朝的华基政党，当然与过去比较，又显得大不如前，难怪总会长蔡细历说如果马华未来大选成绩逊于308（马华保住15个国席和31个州席）的成绩，那马华将不入阁。 姑不论这样的“议决”是否明智，也不讨论将来马华在国阵内扮演的角色，就此课题而言，倒是值得辩论的，因为不论华社认同与否，这是华社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碍于成员党中不便批评对方（民政就抱持不过问的态度），也就不可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在辩论会上施展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马华与民政有共识，就可以将此问题与民联的成员党展开辩论。另一方面，民联也有可资辩论的课题，例如对回教国的争议与剖释，也是华社关注的大课题，但这样的课题也似乎未在民联三党内形成统一的口径，也就不能拿来作为辩题。 既然国阵与民联的队伍都有局限性，我们如果要求他们来谈国家大事，来替政府的政策辩护（不论是中央或州政府的事务）都有力所不逮之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妨要求今后参加辩论的代表把辩论的课题缩小，专注于民生的问题或地方课题大展身手，同时也可以标榜个人的政治理念和对时局的批评乃至批判。这就是说，国阵的代表也可以批判国策和民联执政的州；而民联的代表也可以自我批判和对关系民生的中央政策提出己见。他们不一定要事事捍卫和死死为本身的党和政府的政策作辩护，因为这不是他们能力所及的。 更何况自从《光华日报》推行三场辩论会以来，都是以华社为焦点。既没有巫统的代表，也没有回教党的代表， 其它党代表也就没有权利，亦没有必要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在槟城主办的辩论会双方人马似乎搬出大题目来辩论，变成国阵的代表在为国阵的政策背书，而民联的代表则为民联的政策背书，这些个让人“滚瓜烂熟”的言论只不过在扮演“留声机”的角色。若是换成另一个角度从地方议题和华人重视的课题来引发对方进行辩论，那就肯定会鼓起热潮。 为了不重蹈覆辙，也为了突出辩论会的意义，不致成为政党的宣传平台，我们希望参加者以个人的政见抒发高论。他可以冷嘲热讽对方或对手的缺点和失策，唯不能进行人身攻击。还有，辩论最忌的是借题发挥，使用“暴力或不雅”的语言蓄意地抨击对手，若是沦为个人骂战，辩论会已失去意义。与此同时，参加者可以针对事项或事件展开唇枪舌剑，也可以为一个原则争得面红耳赤，但绝对不要在不知详情下错误地引述历史而误导听众。 虽然今次第三场在双溪大年的辩论会（5月31日）以“国阵或民联谁主浮沉”为主题，但由于参赛者都是各自政党的第二线乃至第三线人物，也就有较大的空间发挥想象力。他们可以拿吉打州为范例，即使他们也不受阻谈国家大事，但他们还得量力而为。尽量以小课题带来大问题；以地方事项引起大课题，这就会使辩论会高潮迭起，而不会冷场。 无论如何，我对国阵勇于走向群众，通过辩论重新塑造和树立形象的作风表示激赏。我也要对一向喜欢摆擂台的民联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国阵的挑战来突显民联的立场表示激赏。唯有双方在同一个舞台上强化民主与崇尚自由的精神，这个世界才会多姿多彩。正因为我们都要鼓励不同政见的人来“文斗”，那么身为观众的人则可以保持比较开明的态度，用心和用尊重的心态来倾听双方的政见，即使我们不同意也十分不能接受其中一方辩论者的政见，倒不必急于起哄和喝倒彩，先让他们各持己见，才自己下定论，毕竟我们的目的是来听辩论的，不是来踩场的。因此，在保持个人立场的同时，无妨尊重别人讲话的权利。 民主自由就是要让不同的政见在空中飞舞，如果我们不要“一言堂”的话，我们就要珍惜辩论自由的重要性，它是确保民主的基石之一。 刊登于2011年5月30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