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二代”在哪里？（跃马扬鞭）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在大选前的今年四月对前左派的子女出来参政形容为“左二代”，并肯定他们父辈在建国史上的贡献。他们是傅超贤的女儿傅海燕、王连丁的儿子王乙康及多明尼布都遮里的儿子普杰立。

杨荣文认为左派的下一代不应被否定参政权，他们有他们本身的选择权，即使是参加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可以被称为“左二代”。这种说法是否成立？也是见仁见智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激赏杨荣文有此勇气来肯定左派的历史贡献；也对他在大选中的失利表示惋惜，毕竟他是新加坡新一代较有胆识和有远见的政治家，给左派重新定位；当然历史也会为他留名的。

巧合的是在今年5月8日的一项政治座谈会上，与我同台的麦翔提出了左派下一代应重新凝集起来的说法。言下之意是这数十年来（即80年代到308政治海啸的30年间），“老左”在退出政治舞台后，如今已步入老年，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做为一名观众在看政治的演变和斗争，现在应该是新一代重新上路了。

我对这一席讲话有很深的感触，因为自从中国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后，马新的左翼运动已开始逐渐淡出政治斗争，而他们的下一代（子女）也多不涉及政治活动。这就是说，在老的退，少的不接班的情况下，在哪里找“左二代”？即使有杨荣文眼中的“左二代”，也不是赓续昔日先辈的社会主义斗争，而是在民主政治中不是扮演捍卫当权者的角色，就是扮演民主斗士的角色，不存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为革命奋勇前进。再说，人数也是凤毛麟角的。

其实在70年代后，不但在新加坡不再出现左翼统战的“左二代”，在马来西亚也同样没有这样的事。就记忆中所知，在社阵活跃的年代（1957到1968年），有许多年轻的一代卷入左派斗争是因为他们受到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影响，延续了前期的左翼政治路线，这之中有一些社阵（或劳工党或人民党）干部的父辈也许是早期左翼领袖，可以被形容为“左二代”，但数目不多，寥寥无几，因此不成气候。当左翼统战在80年代退出政治舞台后，就没有“左二代”被刻意培养以便在时机成熟后，重新举起父辈的“革命火把”，再次启程长征，以完成上一代未竟事业。换句话说，许许多多的左翼份子对下一代的教导是悉听孩子的兴趣，并要他们用心向学，以便将来做一个有学问乃至有成就的人。我们今日所见不参政而头角峥嵘的左派后代不乏其人，但就是鲜少出现如杨荣文所形容的在政坛中出人头地的“左二代”。

如果勉强要算的话，有少数的“左一代”在七、八十年代后转换码头参政，他们有黄循营（马华）、王添庆（民政）及李万千（行动），但他们也因各种因素未能在政界独领风骚。

至于所谓“左二代”也勉强在砂拉越的人联党中看到田承凯继承了父亲田绍熙的政治事业。

田绍熙是早年人联党中的左派实权领袖，与王其辉及杨国斯齐名。不幸在1968年被捕后，逐渐失去影响力。即使人联党在1970年的州大选胜出而参加联合政府，田绍熙也没有更上一层楼，反而在90年代扶起他的儿子田承凯“子承父业”，成为一方政治红人及古晋南市长。这位“新左仔”在后期也跟着人联党的转变而迷失方向，在2006年的州选失败后退出政坛（没有参加今年的砂州大选）。所谓的“左二代”看来经不起考验，这也与党的性质的改变（或被人指为变质）大有关系。

另一个例子或可拿行动党的李映霞作为示范，她也向我透露她是在监牢出世的，意味着她的母亲是左道中人。长大以后，这位邻家的小女孩不是走左的道路，而是把自己投入民主的政治洪流中。或者从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社会主义招牌被重新擦亮，却可看到“玉树临风”的她在为正义而疾呼。她在杨荣文眼中是不折不扣的“左二代”，因为杨荣文的“左二代”标准是下一代不一定要走父辈的道路。

其实新加坡早期著名作家，后来参加马共的贺巾（林金泉，现居合艾。2009年曾接受过我的专访）的女儿东东的一席剖白的话最能够说明左派份子的下一代写照，她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以往没有选择地作了“革命的接班人”，却不知革命为何物，也无从了解”。

是的“老左”并没有培养下一代的革命接班人。虽然他们无怨无悔地走过一段充满血泪的辛酸道路，也为理想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下一代不一定要知道“革命”是什么？

尽管时代已经不同，老一辈的左翼中人还是在“历尽风霜的晚年”中发出呐喊和希望政治改革能带来社会的变化。我从麦翔身上看到他的这一执著，只是我又发出一个感叹号：“左二代在哪里”？即使如杨荣文眼中的非左翼的“左二代”也不多见。或者有少数的“新左派”涌现，他们就在灯火阑珊处（社会主义党）。

刊登于2011年5月30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