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了大选•赢得口碑 （现代春秋）

出乎我的意料，新加坡大选尘埃落定后舆论掀起的热潮不是集中在资政李光耀或总理李显龙的身上，而是焦点落在一位失败的候选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外交部长杨荣文。 他在阿裕尼集选区领军失利，连他在内的5员大将均告折翼，与国会擦肩而过。 本来败将已无政绩炫耀，偏偏杨荣文的失败反而激起政治浪花，绝大部份的舆论都对他的失败感到惋惜和难过，咸认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啻是新加坡的损失。这一现象说明了一个人在政治上不以成败论，而在于他在人民和舆论的心目中到底有多少份量。正如杨荣文在表扬新加坡左翼的定位时这样说：“在历史中失败的一方也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创造新加坡的不单是行动党，还有很多人都参与打造新加坡”。 这一席话是杨荣文在今年4月20日应《联合早报》专访时对左翼历史及左派的后代参政作出客观的评述而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我在2009年时就注意到杨荣文外长发表一篇论述“五四运动”九十年的文章，他不讳言地认为“五四精神”已成为新加坡的丰富遗产的一部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首位新加坡高官对五四运动带给新加坡的影响给予正面的评价。 同样的，他也应该是第一位行动党的高官对新加坡的左派人物在昔日扮演的角色给予肯定。他也鼓励所谓的“左二代”参加行动党的行列，不必因过去的家族政治背景成为永远的隔阂。他的这一番话在左翼份子（或老左）听来是比较顺耳的。当然这不意味着昔日的社阵党人已和行动党人达成交心的和解，因为所谓的“左二代”的代表性与延续父辈的精神仍是一个争议性的课题。 尽管杨荣文有此开明与开放的思想，且在推动和保护华人文化方面有重大的贡献。例如与晚清园（纪念孙中山）、怡和轩（早期是福建人代表性组织）及醉花林（潮人的早期组织）等华团深厚的渊源，且不遗余力地鼓励新加坡在1991年主办世界华商大会，而展现出其亲和力和办事的魅力；但当来到政治的关卡，当需要人民对人才精英与反对党代表性作出抉择时，理智往往会压倒情感的挣扎。杨荣文就是在民主大潮流下的一个令人惋惜的牺牲者，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比他强的人，也不是一支比他团队优越的对手，而是新加坡不能没有反对党。 如果是为了民主的进程和跟随求变之风，新加坡新崛起的一代显然比较偏向于民主政治而不是精英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杨荣文在大时代的洪流下，已是独木难支大厦。虽然他在投票前还是寄望他的团队能够胜出，但已难掩这是一场硬仗之苦，对他的政途有重大的影响。 投票结果当然不是左派或“左二代”打败了杨荣文及其团队，而是选民在鱼与熊掌下只能择其一。因此工人党的刘程强的团队在阿裕尼集选区以超过10%的选票的优势打败了杨荣文的团队是不令人惊讶的，因为选民虽然爱凯撤，但他们更爱罗马。 经此一选，新加坡马上让人眼前一亮：反对党竟能在集选区脱颖而出，象征着西方式的民主已在新加坡找到重新生长和成长的土壤，这对新加坡的未来具有强烈的“敲山震虎”之功效。如果社会主义不是它的唯一选择，那么西方民主政治肯定是它的未来的政治指引方向。 在这方面，即使资政李光耀在选前说过不选杨荣文团队会后悔五年，但也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可见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挡得了的。 诚然，在痛定思痛后，还是有不少舆论为杨荣文站台的，包括《联合日报》的社论以“人民的部长，优雅的身段”为题生动地表扬杨荣文留下一个从政功绩彪炳，但不求闻达的典范。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魏苇这样说：“杨荣文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是新加坡非常能干，有个人魅力的优秀领导人”。 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潘国驹形容杨荣文完全够资格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领导的角色。 诸多的溢美之言让人看到失败者的高风亮节，但这些并未能打动杨荣文不再参选的决定（下一届大选时，已是62岁）；也不会竞选总统。剩下来的，也许是把杨荣文引向联合国或国际组织以肩负重任。 就他从政的23年记录来看，他是绰绰有余挑起国际性官职。而他的政治生涯也是可圈可点的：1988年弃戎从政的军人在当选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后，便平步青云当上政务部长，而后再升为高级政务部长。接着在1999年当上贸工部长，再于2004年起担任外交部长迄今的杨荣文切实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代领导人才（剑桥大学的高材生），也有望在本届成功蝉联议员后被委为副总理。 然而当一切都变调的时候，杨荣文只好自叹“时不予我，非战之罪“也。 无论如何，一位失败者能赢得如此的口碑，不仅是奇迹，也是让历史提早为他定位。放眼古今中外，倒也寥寥可数。 就此而言，杨荣文虽败犹荣，因为历史已为失败者预留他应有的历史位置和空间，这才是人生的最大意义和完美的乐章。这就是说，做不做总统，做不做部长已非重要的篇章，重要的是杨荣文用个人的牺牲为新加坡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刊登于2011年5月1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