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新加坡政治演变 （直挂云帆）

新加坡大选虽然再一次显示人民行动党是大赢家，但这一届的成绩却未能使得执政党高枕无忧(81席对6席)，反而必须加大力度进行改革，因为选民已表达了十分明显的求变之心：希望能一举改变新加坡了无生气的政治生态，而赋入更多的民主价值。在这方面，李显龙总理已看到人民思维的改变，因此他认为这次大选是历史的分水岭，而新加坡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从有选举到今天，总共经历16届选举）。

在这种情形下，回顾新加坡的议会民主的变迁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但能让人温故知新，也能让新一代的人知道什么是“历史的分水岭”？同时到底新加坡有几个政治分水岭？这是值得探讨的。
首先无所争议的是马新本来是一家；尤其是1826年起，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并成海峡殖民地后，这三个地方就一直在一个政治系统下操作，直到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2月1日），才把新加坡切割出来继续成为英国的直属殖民地。

为了较明确显示新加坡不再是马来亚联合邦的一部分，英军事政府在1948年3月推出新加坡的立法议会的选举，但是有限的民主，在22名议员中只有6名开放竞选，其余是总督委任的，而总督是立法议会的主席。

不过被视为亲共，当时最大的政党—“马来亚民主同盟”则杯葛参选，使到选举形同儿戏，只有新加坡进步党参选，结果是3名进步党议员当选，另3人是独立人士。

1951年，英国为表示它的宽大，将民选议员由6席增至9席，结果进步党获6席，工党2席及1席归独立人士，没有实质的改变。

由于民主开放未能顺应人民的需求，英国在压力下便在1954年草拟“林德宪制”（以乔治林德为首的修宪委员会，故名林德宪制）。李光耀看准时机成熟，便邀约左翼阵营与他的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共组人民行动党，当时的左翼公开领袖林清祥也参与其中。1955年的选举（这一年议员人数增值32名，其中25席是民选的，当然大权仍握在英国的总督手里）是新加坡政治生态改变的起点。共有6个政党角逐，劳工阵线赢得10席、进步党4席、民主党2席、华巫联盟3席、人民行动党3席及独立人士3席，这是新加坡第一个历史分水岭。

人民行动党初试啼声有良好的开始；尤其是两位重量级的候选人李光耀和林清祥都当选议员。虽然归由劳工阵线的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但在1956年因马绍尔辞职改由林有福担任首席部长。由于后者的右翼政策，大举逮捕左翼份子和行动党人，包括林清祥在内，导致人民行动党获得更大的支持与同情。

果然不出所料，1959年决定性的大选澈底的改变新加坡的政治格局。当年的选举已规定全部51席民选，大选后朝向自治邦迈进。

这对行动党来说是天赐良机，因为当时李光耀已成功地塑造反对党的形象，人民行动党变成万民期待的政党。在群众大会上，人民行动党的黑压压的群众证诸了人民思变的强烈意志。就在不知能否改朝换代下，人民行动党创造了奇迹。李光耀的团队胜了43席（总数51席），剩下的8席分别由人民联盟（4席）、华巫联盟（3席）及独立人士（1席）拥有。在实力悬殊下，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总理，这是新加坡第二个历史分水岭。

不幸的是在1961年因党内左右派政见严重分歧，加之对加入马来西亚各持己见，终于发生行动党的左派分裂出来另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以林清祥为首）。这两大阵营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从1963年加入大马前的全民投票（支持加入马来西亚的方式，9月1日投票）到加入大马后的大选（马来西亚成立于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那一年的大选的投票日是9月21日）来看，都是让行动党占上了风，而社阵号召投空白票（占25%）及期望在州立法议会选举中击败行动党上台执政皆告落空（社阵只胜13席，行动党37席及统一党1席）。这是新加坡第三个历史分水岭。
这就是说，人民行动党渡过最大的难关，它与社阵的政治斗争也就从议会转入街头斗争。

当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新加坡的左翼运动也开始化整为零，继续与行动党展开明的和暗的斗节，包括在1968年社阵宣布杯葛参选。

这一年也刚好是选举年，在社阵的杯葛下，人民行动党一枝独秀在大选中抢尽风头，只有工人党陪衬参选和独立人士凑热闹。

自此因为政府提出新加坡立国根基未稳，需要全民团结共创未来，也就使到新加坡人民不再把政治斗争当成首要的目标，转而同意和承受新加坡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某些政治上的原则。

正是受到大环境的感染和左翼阵线的退出政治舞台，新加坡在1972年、1976年及1980年的大选都是没有看头的，即使社阵的李绍祖在1972年参选企图东山再起，也因时代转变把他抛落在后头。这一连三届的大选，反对党得票率只在25%至28%左右，没有议员在议会内，根本不是行动党的对手。

不过，当1981年的一场补选（安顺区）让工人党的惹耶勒南冒出头来后，就在1984年鼓励8个政党投入大选，结果也只得工人党的惹耶勒南及人民党的詹时中胜出，其余全告败北。这就是说反对党不成气候。为了弥补反对党人数之不足，政府在那年修宪让反对党议员未足3位时，得以按其得票率委任为非选区议员。

1988年，政府再度修宪将选区分为单选区和集选区（即政党集体提名，或4、5或6位，胜全胜，败全败），这使到反对党更难发挥作用。事实证明，从1988年到2006年的整个18年中，没有一个反对党在集选区胜出，包括工人党在1998年招揽李绍祖及萧添寿（曾任检察官，后与李光耀失和）搭档在集选区出击，获得49%的选票也无法突破。由此可见，集选区被反对党视为不可打破的“铜墙铁壁”。

讵料在今届工人党的刘程强（1991年起任后港区国会议员）却不信邪，他率团攻打阿裕尼集选区竟能一举攻克行动党的城池，确实让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其他选区也出现新选民偏向反对党，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崇尚；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早年塑造万人攒动的群众大会场面已转移到反对党阵营。这就是新加坡第四个历史分水岭，也是最新的一次政治分水岭。

这新的分水岭与意识形态无关，也不是用左翼统战的斗争方式向行动党挑战，而是新一代不再是沉默的一代，他们已让新加坡在安定中取得成功建国，下来的年代是不是应在成功的基础上朝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前进？从新加坡的种族结构来看，它的未来迈向两党制的条件是比较可行的。这就是说，反对党在未来要突破，必须整合与简化，形成统一阵线才能成为行动党的有力对手，否则四分五裂的反对党是不成气候的。

当新加坡人民回顾过去的坎坷与曲折的建国道路时，自然会更加珍惜民主制度是确保国家稳定与进步的基石。

刊登于2011年5月1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