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信与“文革” （跃马扬鞭）

我写过很多文章，对陈修信是贬多于褒的，甚至是贬而斥之，但是陈修信在70年代初期卷入“红色政治”倒是令我记忆犹新。在这方面，陈修信扮演的角色是正面的多过负面的。也许这样的题目是怪怪的，但绝对不是“风马牛不相及”。

陈修信之所以这么努力改造形象和企图使马华脱胎换骨是情非得已的，因为马华公会在1969年的大选蒙受重挫，参选33席只赢得13席；选后国家又不幸爆发“513”种族流血事件，顿使马华失去方向和不知所措，只好在“黑暗”中摸出一条告别过去的道路。

以下是陈修信经过一年有余的挣扎求存后，找到的新取向。他也把自己豁了出去，破格与大胆出位地将马华改变成为一个敢于碰触禁区的政党，那就是让马华公会与左翼运动挂钩；最低限度陈修信扮演了一个中和的角色，在反共的立场上并不仇共，甚至希望将左翼的力量争取到马华这一边来。这就是陈修信在大选失败后勇于为马华改头换面的一个新战略，也一度为马华竖立起一座“丰碑”。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因为1969年“513”事件带来的政治阴影，左翼政团基本化整为零，左派的文化活动也受到钳制。

当1971年2月2日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在其智囊团授意下，采取两个出格的策略，其一是通过全马各地的华团，由2月7日开始推动此起彼伏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一时获得声势十分浩大的响应，陈修信顿时成了“唯一的华人领袖”（自然不会退出内阁）。

其二是刚巧在1971年吉隆坡发生大水灾，造成万千家庭受影响（包括华巫族在内）。在有心人的穿针引线下，由陈修信带头向首相敦拉萨请批让香港的左派“银星艺术团”到来表演。除了筹募账灾基金外，更为重要的目的是借中国“文革”之风给马来西亚的左翼阵线带来“喜闻乐见”的“红色表演艺术”，以便改变马华的反共形象，进而争取左翼份子投入或认同马华的斗争方向和路线。

果然当1971年3月这个带有明显“文革”色彩的表演团来到吉隆坡后，便掀起一阵热潮，虽然只限在吉隆坡公演，但它的香港左派艺术人的光圈（以傅奇与石慧为代表人物）和采用红旗歌颂工农兵的表演节目也鼓起了年青人或左派中人的澎湃心潮。

正由于陈修信“破釜沉舟”地打中国“文革”牌和左翼牌，在一定程度上已淡化了一向以来左翼统战对他的鄙视和诅咒；即使不会对陈修信歌功颂德，但也不会过于责难他，无形中“强化”了陈修信的领袖地位。这可以从华人大团结集会和宴会中对陈修信的推崇与支持窥见出来。当时只差没喊出“万岁”，也确然“神话”了陈修信的形象。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不过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向左转这一招竟然给左翼运动提供一个整合的机会，它在1971年底通过马大华文学会燃起“文革”的火把，让左翼统一阵线重新出发，一个“春自人间来”及“春雷”的大汇演就是这样造成轰动的。1974年政府查禁马大华文学会及扣捕学生领袖后，左翼运动又消沉下来）。

对陈修信的“崇拜”在1972年达到高潮。其时被委任为特别任务部长的林敬益为感谢陈修信的提拔，特别在怡保用文革的形式（夹道欢迎并高举陈修信的肖像）；十足模仿中国对毛泽东的崇拜迎接陈修信的到访，让他感觉马华已是一个全新的政党（林敬益当时曾说要用社会主义政策来推动马华成为一个强大的政党）。由此可见，“文革”也给陈修信带来不一般的政治灵感。

不论后来为何马华大团结运动会失败；也不论林敬益在1973年为何会失宠而被开除出党；更不论左翼阵线是否卖账给陈修信？至少陈修信对马华的改造是令人刮目相看的。马华也跟随国家的政策转成为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不再一头栽进东姑的右派而与左派势不两立。

1974年马中建交印证了陈修信的“远见”。但这一年的政局变化：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和国阵的成立，也导致马华地位被削弱。因时不予我也结束了陈修信的时代。不过他倒是留下一个“转变”的马华与时俱进。在1974年大选参选23席，赢取19个国席。

如今蔡细历的悲情政治是否较陈修信更为大胆和更“标新立异”尚未得知。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吗？我们且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1年6月20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