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政治取代意识形态—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二）（直挂云帆）

1969年的大选及随后爆发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澈底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种族政治更成为一种标签。我们称之为“种族政治膨胀期”。

在这之前的1965年，马来西亚发生了两件大事，也是与种族政治有关的：
其一是1965年正月，政府采取令人意想不到的逮捕行动，用内安令将左翼的社阵领袖及回教党领袖扣留，他们是前农长阿都亚兹（他在1963年与东姑失和另组国民议会党加入社阵，立场左倾，但在1964年的大选惨败）、布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一向来有左倾思想）、依萨（劳工党主席）、达裕丁（人民党秘书长）及韩尼法（回教党副主席）等人（人民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已先于1963年被扣捕）。

政府随后发表白皮书指责这批人意图在印尼苏卡诺总统的协助下，准备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这个消息震惊了马来西亚，但劳工党及人民党内的华人领袖一概不知情（林建寿语）。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底下浮现了种族政治的冲击，一方是左翼马来领袖的倾向印尼，另一方是左翼的华人干部倾向中国。

果然一年之后，也就是1966年，人民党与劳工党因语文政策分道扬镳，社阵组合消失了，劳工党走向“文革”的激进路线。1968年谕令所有各级议员辞职，宣布杯葛未来（1969年）的大选。人民党虽已由另一位左翼学者卡森阿末领导，但他无法凝聚固有的政治力量，影响力开始走下坡，种族政治伤了左翼统战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路线。

其二也是1965年的8月9日，刚参加马来西亚两年的新加坡突然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虽然结束了李光耀与联盟之间纠缠不清的短兵相接的斗争，但也引发政坛起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李光耀领导的“团总”（排斥社阵的反对党阵线）“无疾而终”；另一方面是藕断丝连的马来西亚行动党人即刻寻找新的浮标，在1966年成立了“民主行动党”。

虽然这个政党标榜多元种族，但无可否认的，它像李光耀时代那样，以马华为其主要敌手，集中火力在华人区与马华争夺议席。

与此同时，由于左翼阵线的“分裂”，一批所谓温和派的领袖（如陈志勤）在1967年被批判和被胪列“罪状”后，寻找林苍祐合作另起炉灶。就这样，以民主联合党为班底的民政党在1968年诞生了。虽然它也是多元种族的政党，但主力在华人选区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来到1969年的大选前，整个政治形势已悄然潜伏变化，因为社阵的消失和左翼的“杯葛”大选，它给予第三势力一个崛起的机会，在华社填补了社阵留下的“政治真空”。这些反对党计有民政党、行动党与人民进步党；而回教党依然在马来甘榜扎根。

由于1969年国家经济衰退，失业浪潮恶化，工业化步伐过于缓慢（单以槟州而言，当时的失业率高达16%；而像样的工厂只有15间，仅提供2407就业机会），终于让踌躇满志的联盟尝到苦果。虽在大选中保住政权，但已失去槟洲政权；也在雪吡两州一时组不成稳定州政府。

这种投票的结果反映出华人社会对当政者的不满，马来人也有怨言。也因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不幸在5月13日发生了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暂时中止，国家权力由东姑移交给副手敦拉萨。这个时候，种族政治成为未来的导向。

就巫统来说，先是马哈迪向东姑发难，指他领导无方造成联盟失利（包括他本身也在吉打输掉国席）而要求他下台。在被开除党籍之后，他也写了一部名著《马来人的困境》。在1970年9月上位的敦拉萨要就按新的思维和呼应《马来人的困境》，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在1971年的第二大马计划中正式开展）。及至同年的国会民主重开后，整个大马政治已重新洗牌，敦拉萨确定“以党治国”理念。

在“新经济政策”下，为了达致“社会重组和消除贫穷”两大目标，一系列的政策出炉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于是土著与非土著成为新经济政策下的一个新名词和新概念。

当巫统在“513”后重新整合且成为政治主流中的统帅后，巫统已跃居成为马来西亚的政治火车头。

虽然对马华来说“513”是一场恶梦，但在1971年陈修信意外地从这宗悲剧中引发了“华人大团结”。这一场被形容为一度波澜壮阔的运动在表面上看是华人重新给予马华最大的支持（马华也因之成为不入阁又入内阁的最强有力的依据），但实质上种族政治又再向前跨一大步，一边是巫统整合马来人的大团结，较后也把回教党收编于其门下（1972年成立联合政府）；另一边又是巫统通过将联盟扩大成国阵，也在1972年将反对党收编，这包括了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当然也包括回教党。

除此之外，敦拉萨也在1970年的砂州大选后收编人民联合党，将这个一向标榜左翼的政党纳入联合政府中；更在1974年将这些反对党统统收归巫统毫下，打出了“中间偏左”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在1974年的大选中百花齐放而大获全胜。

最是落寞的是马华的陈修信，他没有想到回应种族政治的结果（华人大团结）是换来空欢喜一场，也扮演不令人讨好的角色。他既得罪华团（因陈修信反对华团运动自行注册而不是在马华的门下搞活动），也得罪欲与马华分享权力的林苍祐。后者反对陈修信在那个时候搞华人大团结，认为于事无补。

但是林苍祐也不可避免地走进了种族政治的框架，那就是不论民政党如何辩称它是非种族性的政党，当它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时，它在巫统的眼中是代表华社的利益，也就与人民进步党和砂人联党一样被归类为华基政党。

这些个华基政党加入国阵大家庭自然削弱马华的代表性，但马华只能怪陈修信在1969年领导不力，才种下今日的苦果。

因此在敦拉萨的时代，基本上已通过内政和外交途径来改写马来西亚的政治史。在新经济政策和国家原则引导下，马来社会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尽管在敦拉萨之后，回教党又被开除出国阵（1977年），但来到胡申翁时代，他依然把马来人团结在巫统的旗下，回教党也只得靠边站。

同样的，马华虽失去在国阵内唯一代表华人的地位，但敦拉萨在那个敏感的年代（1974年，中国仍处于第二阶段的文革），大胆与突破性地与中国建交也让华人重新评估国阵（新联盟）扮演的新角色。换句话说，华社视马华、民政乃至人联党是他们在政府内的声音。

不过这不意味着华社放弃对反对党的支持。于是在不愿一党独大下，选民又扶住民主行动党在大风大浪中不至沉下去。这就是华社对政治的求取平衡的心态，也不可避免地显露了对种族政治的默认。

因此“513”之后种族政治已告定型，且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更是被巧妙地推向一个新高点而没引发种族对峙。这种带有种族政治的政治哲学被马哈迪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文系作者于6月26日应吉隆坡中马钟灵校友会之邀所作的专题演讲的第二部分摘要。讲题是《一个马来西亚下的种族政治》。第三部分也即是最后部分将在整理后另行刊出）

刊登于2011年7月14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