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11

“新闻班”改变韩中命运 韩江:华文报的摇篮(二)(现代春秋)

老实说,韩江中学在70年代中期出了四位华文日报总编辑是不约而同的巧合,学校并没有刻意栽培新闻界人才,这叫着无心插柳柳成荫。

正是这样的巧合,韩中在70年代中期也因缘际会对新闻人才的培训给予特别的关注,它的起因是这样的:
我的同级同学林景汉在1963年高中毕业后,就留在母校就任。他原本因清寒而成为攻读生。当时学校有一位敲钟老人,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的钟声一响就意味着下课了或放学了;当然也有些不喜欢听到上课的钟声。

毕业后,林景汉留校服务一些年,他也在后来成为敲钟老人的接班人。从外表看来,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似乎也是一个执著的人。

我记得曾在1972年访问台湾时,刻意地到林景汉住的地方叙旧,知道他沉浸在佛学中,其他的就印象模糊了。

大概在1976年或77年,林景汉在台政大毕业后,应征成为《星槟日报》的编辑,而白天则在韩江中学教书。

1978年他向韩中校长宋世猷及董事会提呈开办“新闻班”的计划书获得支持,而我也以《星槟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向宋校长表达同意让林景汉(他当时是星槟日报的专职编辑)在韩中开办新闻班兼主任,因为这也可以为华文报培养接班人。

就这样,韩中“新闻班”在后来成为另一个“闪亮”的招牌。虽然无法与“大学先修班”的人数相比,但其份量和影响力则是无届弗远的。

无可否认的,在70年代,韩中的“大学先修班”是另一个金字招牌,吸引了无数的学生到来报读(其中一位就是刻下担任副财长的林祥才),使到韩中在70年代后用先修班来“掩盖”和“弥补”中学生下降的数字。

我在后来翻查韩中历史时,曾惊讶地发现70年代到80年代的2千余名的学生中,竟有半数是先修班的学生。以当时收生不分种族也不以谙华文为标准来说,韩中收了许多来自英校不谙华文的学生,也有一些马来学生及印裔学生。此时的韩中维持了表面的“繁华”,但真正突显韩中是一间不折不扣的华文(独立)中学则是维持了“新闻班”的承办。

这“新闻班”原是两年学制,与先修班一样,属于后期中学。在70年代以降的韩中就是靠这两把刷子—先修班及新闻班擦亮它的招牌。

可以这么说,“新闻班”的开办确实改变了韩江中学的命运。往好的方面说是吸收了很多一心想在华文报发展的人才;而通过韩中的训练让他们在日后大展身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起70年代孕育四大华文报总编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成了马来西亚大专院校发展大众传播系的“开山鼻祖”。它在十年来每年出版的新闻特辑(毕业刊)也烙下时代的印记。
正由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启切,各大学也在后来开办了大众传播系。槟城理科大学在这方面是后来居上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吃香的学科。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大学和大专院校都有大众传播系或新闻系之设,不再让韩江和理大专美。

对于韩江在新闻事业上的重大贡献,我们可以分阶段来演绎。首先是韩中的毕业生从60年代开始,陆续进入报界工作,也有的进入电台工作。除了我在第一篇述及的四大总编辑外,在后来也在媒体闯出名堂的有曾任《光华日报》副总编辑的李会春(目前是韩视新闻中心总编辑)、曾任《光明日报》执行总编辑的刘汉良(现任编务顾问)、曾任《星槟日报》副总经理的李良树、编辑主任的王开胜、采访主任的韩经丰;在《光华日报》担任新闻编辑主任的黄思来,在《星洲日报》担任高级记者的先有许秋水,后有邱文发等等,他们都不是新闻系科班出身的,但在新闻界也留下历史痕迹。

接着在1978年有了新闻班后,它也在下来的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挑战而肩负起作育英才的重任。这十年的变化是巨大的。包括在1980年将学制从两年改成三年,而且易名为《新闻系》。这“班”和“系”的差别可是够大的,因为系已牵涉到学院或大学的课程。而韩中尚未具备这样的条件提升成为一个系,虽然有获得马来西亚华文报编辑人协会的认可(我也曾是这个协会的理事之一),但只是在聘用时给予某些“优待”,而不是具有法定地位承认其学术资格。

因此韩中开始出现一些争议风波;于是在1982年又改为两年半学制;1983年再转回两年制,继之在1984年用回新闻专修班字眼。

1985年新闻班学生从余子亮科学馆被移到旧学生宿舍上课(目前的华人文化馆)。因为设备简陋,有学生抗议如同被遗忘的“私生子”。1986年董教风波闹大,也连带新闻班的学生被记大过。1987年林景汉被停职,改由马利国出任主任。斯时方北方出任韩中校长。1988年因故“新闻班”停办,前后10年,因此被毕业生形容为“黄金十年”。但这些新闻班毕业生更是头角峥嵘,不遑多让韩中高中毕业生(将在下一篇推介杰出校友)。

往坏的方面说是有了新闻班之设后,林景汉在韩中的地位也晋升一级,但他的过于突出新闻班的作风和形象,包括邀请了许多报界领导和政界学界人士经常作专题演讲,形成一大特色,也招引校内的批评和不满林景汉过于“自我膨胀”;尤其是将新闻班改为新闻系也真是超出上头的承受能力。

抑有进者,在80年代中期,林景汉也卷入了策划韩中教师职工会风潮,闹得“满城风雨”。一方面是韩中教师组成了职工会,公开要求董事会承认,并提出了各项诉求,包括待遇改善与工作保障。另一方面是董事会全然不接受在校内出现职工会,咸认此风一开后果严重。在双方的对峙下,韩中从1985年开始已见元气受损,不但新闻班在1988年走到“终点”,而且也影响到中学的学生人数骤然大降。

由于双方的拉锯战和调解不成,也使到韩中成为一间拥有职工会的学校。而在官司案底下,它是没有赢家的,双方都是输家,更伤了建校的根基。

例如,当学生人数减少的时候,董事会有各种理由削减开销和减少教员的节数(薪水以节数算);而老师也因不断地诉求影响了教学专业,对学生的学习也产生负面的影响。真没想到从1985年开始的董教风潮,竟然延至1995年才告一段落。但问题与官司仍未解决。这十年的“浩劫”也确实够折腾韩中的了。

在1996年时,在我介入韩江董事会时,震惊地发现学生人数竟然只剩300余名,回想起60年代的学生人数高达3500名,降到区区的300余名,真是无语问苍天,也让人对韩中的前景不寒而栗。

如果说新闻班的学员形容他们的年代是黄金10年(1978-1988)那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他们在新闻界上争出一片天;但董教风波中的另一个十年则是恶梦连连。从1985年到1995年,它如同中国文革的“十年浩劫”,使韩中陷入最大的困境。这两者之间竟然形成强烈的对照与讽刺实在是始料未及的。

至于这黄金十年又是怎样一个情景?我们将在下一篇述及。

刊登于2011年7月18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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