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日报》与林庆金 （直挂云帆）

拿督林庆金90大寿，来电吩咐我一定要参加，顺便为他的第二本“自传”主持推介礼。作为我的“亦司（上司）亦友”，我无法推辞。这一天是8月6日，地点在槟城的“玉宫楼”。我应邀赴宴，整个宴会场少说也有三四百人，但达官显要非常之少，大多数是其子女请来的宾客。倒是济济一堂，场面简单而温馨。

林庆金是谁？为什么他的新闻值得一写？因为过去他是一位大人物（今天已不再是，他感慨万千地说，这社会真现实，也够残酷）；他过去曾经呼风唤雨于一时（今天下雨天出门要自个儿带伞，再也没有左右手为他撑伞遮阳挡雨）。我想我应该简约地提及这位老朋友的大起大落的故事。

（一） 六十年代，我在《星洲日报》当记者的时候，林庆金在建筑界初立脚根。

（二） 七十年代，我转入《星槟日报》当编辑，中期掌管编辑部，我开始认识林庆金；这个时候，林庆金赚到第一桶金，他在关打贺建了两栋廉价屋，，是政府专供马来人居住的，恭请当时的首相胡申翁主持开幕。（这里要顺便提及另一个发展商曾守忠，他在60年代在打枪埔建第一套的政府廉价屋，大部分供华人居住。时任房屋部长的许启谟请了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主持开幕。如果说打枪埔是第一个华人廉价屋，那么关打贺则是第一个马来人廉价屋）

（三） 八十年代，我继续在《星槟日报》主持编辑；此时风声和传言四起，说是胡家准备将星系报业脱手。这个风声传了很久才惊见林庆金“横空而降”成了星系报业的“真名天子”。

故事是这样发展的：1974年应政府法令之需求，所有的传媒都要平地化，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及《海峡时报》。单就星系报业而言，它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及文豹昆仲所创办的。除了早年在中国办报外，胡文虎最大的成就是将星系报业东南亚化，计有《星洲日报》（1929）、《星槟日报》（1939）、《星暹日报》（1951）及《星岛日报》（1938）等等，展示了他的华文报业王国的雄心。

1954年胡文虎逝世后，其报业生意转由胡清才（文豹儿子）及胡蛟（文虎养子）、胡仙、胡好及胡一虎等人分别掌管各地业务。

1971年5月，胡蛟因其所创办的英文报涉及“黑色活动”被迫离开报业；8月份，胡清才逝世，马新报业改由胡清才夫人接管。在1973年，马来西亚业务交予胡山（胡文虎养子）长女胡美一全权管理。到了80年代初期，胡美一（其夫婿是外交家）代表胡氏家族宣布要脱售星系报业。换句话说，她要把手中的《星洲日报》（吉隆坡）及《星槟日报》（槟城）一起转手。

当时的《星槟日报》董事总经理胡榆芳有意招好友买下改组后的《星槟日报》，无奈胡家一揽子交易，不要切割式的交易，因为涉及资金超过二千万元，胡榆芳只好打退堂鼓。我曾问胡榆芳为何找不到一位大买主？他说很难。就这样胡家的两份大报也就待价而沽了。

就在“星系报业”不急于找买家的当儿，来自槟城的林庆金竟然被传看上了“文化事业”，而对购买报纸大感兴趣，究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林庆金在70年代后期已赚了大把的钱，除了是发展商外，也逐渐成为“石沙大王”，即生产建筑原料，也大兴土木，买卖地皮等。

他曾这样形容自己：“当金钱从四面八方向你飞来的时候，你关起窗门，它也会从隙缝中钻进来”。换句话说，林庆金从地皮的买卖中领悟出一条大道理：“如果卖地皮是十拿九稳的赚钱生意，那么卖纸皮更是一本万利”。

原来他把办报当成卖纸皮的企业，在他看来，所谓的“纸皮”即是卖出广告版位，而且也只有一天的寿命。相对来说，比卖地皮更容易赚钱。因此他也把办报当成印钞票的生意。

当然这先决的条件是一份赚钱的报纸（有广告和报份），否则“纸皮”不可能带来钵满盘满。
1982年8月2日《星洲日报》突然刊登一则启事，言明林庆金已完成收购《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这意味着林庆金三个字已和报业扯上关系，也意味着胡氏家族结束了他们与星系报业半个世纪的直属关系。

林庆金之所以看上两大华文报，主要是他相信一家会计公司的主要人物给他提供内部的资料，也让他认为是有利可图的行业，也就胆粗粗的一个人拿下星系报业的控制权，不与人合股。因此是面对他的评语是褒贬不一的。有的人说他错把文化事业当生意看待；也有的人说他赚了钱后，想包装成为文化的人。不过比较贴切地说，林庆金当时是抱着一颗热诚的心，希望对文化有贡献之余，也能为自己的晚年立下一座文化丰碑。

不幸的是，这么庞大的企业在接管之后问题接踵而来，他除了用回原班人马外，上层的人物则多起用自己的人。在《星槟日报》方面，他调入了来自《星洲日报》的黄宗理当总经理，又用了李良树当副总经理，而其儿子汉强及女儿玉兰成为执行董事，财政大权也交由另一位女儿玉珍料理。

至于在《星洲日报》方面，他在较后将大女儿玉兰从槟城调入《星洲日报》，又再让报人顾兴光也担任执行董事。他的大儿子汉民则在高处全盘操控，但不涉及日常业务。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林庆金的任何兴革都是举步维艰的。

可以说，从1983年开始，林庆金及其家族已全面掌控马来西亚的两大华文报，但问题是办报是错综复杂的行业，它有一大批文化人在工作，不是如同工厂企业的传统操作。因此不出三年，林庆金的“报业王国”开始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除了向银行举债外，也有许多领域是他所不能了解的。

还有一个对他的负担加重的是，他在1983年也向陈群川拿下《亦果西报》（The National Echo）。这是一份老牌的报纸，原先的名字是The Straits Echo。

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的想法也很简单：第一要卖人情给陈群川，因为陈群川的公司向他买下一大片土地；第二是将这家“西报”放在《星槟日报》内，聘用人手不多，也可翻译华文报的新闻稿，而印刷就用星槟的；第三这样子的安排很合乎经济原理，也节省一大笔开支。

但他确实是打错了算盘，《亦果西报》除了加重《星槟日报》的负担外，也因为人手的缺乏，绝不可能成为英文《星报》的对手。

这样一来，拥有三间报社的林庆金感觉到“灾难”临头，经济抓襟见肘。

1986年9月23日《星槟日报》被马来亚银行接管，到了9月29日宣布停刊，林庆金也因此在1988年被判如穷籍。一年之后，他因技术问题上诉得直，脱离穷籍，但在1992年又再度入穷籍。1996年后，他脱离穷籍，不过已尝尽人间辛酸苦辣，许多人都远离他而去。

1987年，《星洲日报》也被合众银行接管，以期收回1500万元的债务。在报纸继续出版下，《星洲日报》于同年的10月26日连同另两家报社《英文星报》及马来文《祖国日报》在茅草行动下被内政部吊销出版准证。

1988年，来自东马的木材业钜子丹斯里张晓卿用2，100万元买下《星洲日报》全部股权，并在同年4月8日复刊。从此《星洲日报》又进入另一个发展阶段。

至于林庆金的“报业王国”角色从1982年到1987年的5年间宣告结束，前后历时61个月。

他在办报失败后，也悟出许多人生哲理，第一文人是不容易管制的；第二是得罪了文化人，就会被诅咒个不停；第三做不了“报王”，反而弄得身败名裂。

我把林庆金形容为《星槟日报》末代老板是因为星槟停刊两年后，我试图让星槟起死回生，结果因资金短缺而失败。从此《星槟日报》寿终正寝，再也无法复苏了。一件好好的北马权威日报就这么“完”了，叫人感到痛心疾首。我曾半开玩笑向林庆金说，如果你当年不买下星槟，星槟是不会倒的，他不置可否。

但也许错不全在他这一边，而是他误判报办只是一门可以控制的企业，忽视了人事与人为的重要因素。他在2002年通过作家朵拉口述了他的回忆录，取名《一个老华侨的故事》，而在今年也是通过朵拉再出第二本回忆录《往事堪回首》，请我主持推介。

顾兴光问我为何不替林庆金写“传记”，因为我写过《林苍祐评传》。我说，我与林庆金太熟了，不好下笔。

作为一个失败了再站起来的老人，他有他的勇气和斗志。他问我：报办失败可耻吗？我说不可耻，任何人都有失败的经验。他说，他坦然面对一切。这就是他对过去所有责难的回应。

我也问他：如果来生请他再办报，他愿意吗？他说，打死我也不办报了，文化人真难搞。我无言以对，因为他从办报中得到深刻的教训，不是他的“敌人”叫他去办报，而是他自己莫名其妙地跌进了“文化的陷阱和泥潭”。他说，若有来生也不愿再与报业沾上任何关系。

刊登于2011年8月11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