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 （现代春秋）

当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左翼统战重新整合再出发，因而在这一天有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的诞生。其领导人是一向以来具有左的色彩的布斯达曼（他在1937年即参与领导马来青年同盟（KMM）而被扣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他又参与领导马来国民党，并出任属下的马来醒觉青年团团长（API）。1948年因介入反英运动再被扣捕；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封；1955年布斯达曼获得释放，马上与布哈鲁丁联手组成人民党）。 布斯达曼时任人民党主席，高举左翼社会主义旗帜。虽然在1956年布哈鲁丁脱离人民党转而成为回教党主席，但并没有给布斯达曼造成阻力，反而在背后支持布斯达曼追求左翼运动的统一。这在当时是很奇特的倾向，回教与社会主义是相互沟通的，不仅在印尼的苏卡诺总统领导下有出现“纳沙贡”主义（即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宗教三位一体），而且远在中东的埃及也是倾向苏联的，采纳了一些社会主义政策。 在布斯达曼的推波助澜下，他成功地促使另一个左翼政党—劳工党与人民党结盟，组成社阵。 如果说人民党基本上是以马来人为主导的政党，那么劳工党就是以华人为主的政党。这两个政党的结合意味着它将与右翼的联盟打对台。联盟是1954年的产物，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在1955年的普选中横扫51个席位，只留下一席让回教党赢得。 既然联盟引导马来亚联合邦的独立，立场右倾；那么左翼政党也可以在独立日树立起另一面旗帜。最明显的表现是1959年的大选，社阵以共同的标志参加全国大选，而赢得8个国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社阵中选的议员中有一马来领袖的中选是因为他得到华人的支持，这个人就是文良港国会议员布斯达曼。 不仅于此，社阵在市议会和乡村地方议会的势力也是与日俱增的。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在1958年时，社阵已夺得乔治市市议会的执政权对联盟构成巨大的挑战。 下来争执的最激烈的是1961年东姑提出马来西亚概念，要将新加坡及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纳入马来亚，形成一个新兴的国家，但左翼政团公开反对，形容它是新殖民地产物，也就与联盟势不两立。 虽然如此，马来西亚联邦还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但也标志着左翼政党（社阵）形成一个强大阵线冲击联盟执政党。这个阵线也在1963年是吸纳了一个新的反对党加盟，取名为国民议会党，它的创办人即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前农业合作社部长阿都亚兹。 不幸的，在1964年的大选，由三党结合成立的社阵竟意料之外地受到严重的打击，只有劳工党的陈志勤和林建寿中选国会议员，其他候选人一概翻船。这对高举反马来西亚的政党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也说明了马来西亚的华人在投票时并不能接受社阵倾向支持印尼来反对马来西亚，他们担心与印尼走得太近会导致左翼一头栽向印尼而迷失在其中。 果然在这之后，有两个发展和变化是令人措手不及的，其一是1965年正月，政府大举逮捕马来左翼领袖，它们包括布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阿都亚兹（前农长，国会议员、党主席）、达裕丁（人民党秘书长）及哈斯诺（社阵主席）。他们被指企图在海外（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马来左翼运动遭此浩劫后，再也不易整合起来。 其二是在1966年时，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和反政变，导致右翼军人苏哈多成功夺权，而苏卡诺总统大权旁落。这一改变也大大地改变了回教世界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甚至不认同社会主义的思想与政策。“纳沙贡”理念消失了（其中可举的例子是在2004年大选时，原人民党主席赛胡先虽在加盟公正党后淡化其社会主义色彩，但仍被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点名为不欢迎到来吉兰丹参选，因他是社会主义份子）。 由于马来左翼势力的化整为零，再加上劳工党的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从1965年开始，后者已侧重在议会外的斗争，更甚者有人藉“援越抗美”的斗争，将劳工党进一步推向左的激进道路。就这样，在1966年终于无可避免与人民党分道扬镳。 1968年劳工党代表了整个左翼运动，宣布辞却所有各级议员并决定杯葛未来大选（1969年），以抗议诸多领袖和干部被扣捕。 左翼政团杯葛大选并不是放弃斗争，而是要走更激进的路线，示威游行兼而有之，但它的退出宪制斗争也让第三势力（非左翼政党）跃居成为大赢家。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的执政槟州及民主行动党的异军突起印证了左翼留下的政治真空已被取代。 不过，已走激进路线的左翼政团还是继续坚持它们的理念，直到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一网成擒之后，才又逐渐地退出政治舞台。因此从1980年之后，基本上左翼政团已不再诉诸街头斗争。当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方达成“合艾和平协议”时，也进一宣告左翼政治运动已走完它们的历史使命。隔一年，即1990年，砂共最后一批武装份子也走出森林，与政府和解。这就是说，41年来的武装斗争划上了句号，左翼运动也因之潜伏下来，直到千禧年后，又一批新涌现的社会主义份子打着新马克思的旗号在力争上游，一个社会主义党就在2003年诞生了。但它与传统的左翼运动又有些不同；唯一不变的是，新一代依然高举社会主义大旗，但它究竟是社会主义的卷土重来，或在投石问路？相信不久之后，时间或可为我们提供答案。（下） （本文作者于8月25日应21世纪出版社之邀，为吴瑞霭遗著《走上抗日的道路》主持推介礼，并在会上发表《我国左翼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专题演讲，这是演讲的最后部分的内容摘要。） 刊登于2011年9月12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