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安令的时代背景—让与出版法令一起走进历史？

马来亚联合邦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在独立前都面对一个相同的政治课题，那就是左翼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通过苏联的影响，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之后，更有一批南来的文化人带来了左翼思潮和民族主义运动，给英国殖民政府带来了压力。

因此在1920年的时候，鉴于华校如雨后春笋地开办和华文报的蓬勃开展，英殖民政府乃抛出了两项法令，其一是学校法令。即规定所有学校必须向政府登记。其二是印刷法令，也规定报刊需要向政府登记。英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掌握华人文化的动向，进而阻止他们倒向左翼阵营。

因为左翼运动在20年代初属于萌芽时期，也缺乏统一组织，所以对英政府不构成直接的威胁。有关的法令在当时是防范未然多过于对付反抗者。

不过，从印刷法令中看出，英国政府一早就洞悉舆论报章的影响力，乃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段，以便有效地克制报章发表不利英殖民统治的文章和言论。

伴随着1930年马共的成立和抗日情绪的高涨（主要是华侨也介入反对日本于1931年占据中国东北三省），左翼势力乃从中得到滋长，不但华校数目增加（1927年时，华校有665间，学生人数逾4万人），而且华文报刊也百花齐放（1930年的统计，华文报刊109种，即新加坡81种、马来亚28种）。在这种情势下，文字狱发生了，其中最轰动的是1930年发生的《光华日报》的文字狱。它因在五月出版《革命的五月》讨伐英国于1925年5月在中国对付罢工群众和镇压示威引发的血案（俗称五卅惨案），因而被英政府查禁三个月（后减至两个月），以及也是同一年10月在《星洲日报》发生的“文字狱”。事缘其副刊《繁星》刊登《十字街头》一文，暴露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下，工人因失业被逼走向街头抗议，结果报社被惩罚。

这一前一后的“文字狱”印证了英殖民主义者开始对华报采取强硬的政策；更不惜引用20年代即已存在的监禁与驱逐法令，将异议者扣留或驱回中国。如果可以理解的话，那就是内安令的前身；也是出版法令的滥觞时期。因此在英殖民地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法令出笼就是要打击和堵住左翼运动造成的威胁。

唯有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才见英国殖民政府采取比较松弛的政策，但初期他还是不手软的，而且也引用法令把左翼份子团团包围，直到1942年日本侵占马新后，英国才惊觉马共在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因而有了双方短暂的合作。在日本3年零8个月的残暴统治的岁月中，日本蝗军的法令更是恶法重重，也杀人如麻，终于激起更大的反抗。这个时候，虽然英国的恶法派不上用场，但日本的恶法更见杀伤力。

然而，当1945年日本投降后，胜利的果实不归马新的人民，而是又被英殖民政府占有了。它在战后即刻派遣军队登陆马新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又收编马共部队（一半势力，约6000人）重返社会（1946）。原以为政局会朝和解的方向走，讵料英国与马共之间又因意识形态不同起冲突，角力战此起彼伏，终于使到双方出现对峙与势不两立。

就在英军事政府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后，它就干脆在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使整个马来亚陷入紧急状态中。

这个紧急法令是十分严峻的，也毫不容情。它表现在：①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外围组织受到取缔。②大批马共及亲共份子被逮捕而进入监狱。③有者被引用驱逐法令遣送回中国（根据后来的数字显示，在紧急状态时期被遣送回中国或自愿回中国的大有人在，估计不下两万名）。④被扣留者无须经过公开审讯可以被拘留多年。⑤这个有效的武器被用来钳制和挫折左翼运动，尤以新村的设立更是一个恶果。⑥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国家的政治进入两极化，一方是亲英国的右翼政党；另一方是亲左（或说亲共）的左翼阵营。两者的较量也延伸至马来亚独立之后。

当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获得独立时，紧急法令并没有消除，仍时不时有人被逮捕而入狱；也有政团被指涉及亲共活动。总而言之，这个法令被认为是对付共党或亲共份子的。

到了1960年，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认为时机已告成熟，可以废除1948年的紧急法令，而且马来亚也已独立，不需要继续实施紧急状态。但他用内部安全法令（ISA）取代了紧急法令。当时东姑在议会保证此法是用来对付涉共党活动，不是针对反对党，但反对党指政府所为换汤不换药。

左翼统战在后来也起了变化。当马共转入地下斗争时，新崛起的左翼势力已由公开阵线的社阵所取代，它积极地参加宪制斗争而取得一定的成绩。例如在大城市的市议会崛起，先后控制了乔治市市议会、马六甲市议会、居銮市议会，也将权力伸入地方乡村议会而控制了一些地方议会，诸如增江地方议会等等。

除此之外，左翼的社阵也在大选中（1959）取得不俗的成绩，除了有8名国会议员，在各州也有州议员；势力最鼎盛的是在槟城州，它几乎成为左翼统战的堡垒城市。

这一股左翼势力在60年代初期被引导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但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又在60年代中期转向街头斗争（1965年的援越抗美的街头斗争最为典型）。当中国的“文革”在1966年吹起号角外，本地的左翼政团也走上激进的道路。1967年劳工党的“文革大会”充分的印证这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从1960年到1967年的转型中，左翼份子被扣捕的大有人在。他们挑战内安令（ISA）而不惜坐牢。因为这样，劳工党的中委一度超过一半在集中营，组织上也被瘫痪了。

有鉴于劳工党感到事态严重（1967年劳工党与人民党分裂，社阵组织灭亡，两党各奔前程）及其骨干被抓的被抓；躲藏的躲藏，更有一些消失在公开活动中，也就在1968年宣布杯葛未来大选（1969）。这意味着劳工党强烈地抗议内安令被用来“瓦解”劳工党的组织，对宪制斗争感到失望乃至放弃。

不过左翼份子不因杯葛而提早离开集中营，有相当部分被扣捕到劳工党注册吊销（1972）后才陆续释放。

放眼一算，从60年代到千禧年劳工党、人民党、左翼份子及非政党人士被逮捕的不下万人，他们有许多人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岁月，也让他们看到某些法令的强制性与不公平，例如内安令的未经审讯得以长期扣留就让许多民主人士不服气和抗议。

与内安令一起存在和变得相当严密的是1984年的出版印刷法令。这个法令早在1920年就存在。过后不断被增加条文而使到报办是一项十分艰辛的行业。首先它必须要领得准证才能出版，继之它要符合当局的繁文缛节才能开工。在开办之后，若被认为犯规，执照会被即刻取消。若是“安分守己”的，也要在每年9月份时更新执照。这种更新执照的程序等于在办报人的脖子上套上了绳索，使他们每到了年杪前，就急盼更新的准证（KDN）快到手。这样的年复一年的日子也真不好过，但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做，你又怎可例外呢？

除了更新准证的苦恼外，出版印刷法令是无所不在的。报纸的内容也常会被询问或质疑其动机，小则警告了事，大则被处罚停刊一个短时期或喻令编辑主管换人。

因为政府提及今后报章无须更新执照是否意味着将来不需要申请准证即可办报或办报还是要请准，否则不能办报？按照法令只作修正来看，任何人要办新报纸还是要申请，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应简化申请手续，不要太过严格和刁难，让有心办报的人能得偿夙愿。即使将来因经营不善而关门大吉，那是咎由自取，不要怪政府太为难。

事实上，我国现有的法令已足够应付任何的有组织性的恐怖、颠覆和破坏安全的举动，例如机密法令、煽动法令、警察法令、危险法令、诽谤法令、限制拘留法令等都足以让人绳之以法。

因此政府的准备以新法令来取代内安令也必须要以民主为依归，以人权为考量，不能继续存在不受欢迎和不合人道精神的法令。

既然政府已于1989年及1990年分别与西马的马共和解及砂共和解，不再有武装份子带来的威胁，则内安令的继续存在已没有多大的意义，除非政府有意用ISA来对付被认为“越轨”的反对党人或异议份子，否则没有理由要保留这样的“恶法”。

虽然我们还不敢确定纳吉首相会不会走回头路，但我们要确保政府只有往前看，不要回顾过去。也唯有与时俱进，国家才会进步。这就是说，纳吉宣布废除内安令及对报界格外开恩是值得欢迎的，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从此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来，这也是国人的最大期盼。

如果大选来了，那也没有出奇，毕竟纳吉已厉兵秣马两年有余，是时候一展“风采”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到今天为止，仍然坚信大选落在今年，而较恰当的日期应是11月，就不知纳吉有何想法？

刊登于2011年9月26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