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法令出炉的背景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因为一宗上诉庭判案宣布大专法令第15（5）（a）条文违宪而顿使舆论沸腾起来，很多人都认为此法令不合时宜，有违民主精神，应予废除；但它的出现也是有时代背景的。

这有需要回到独立前的学生运动，它最初是在新加坡引发的。先是1954年新加坡华校生为反对服兵役而展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也因与军警冲突而酿成流血事件（主要是华侨中学与中正中学的学生）。虽然学生取得了“胜利”，政府答应适龄的学生缓期服役，但也有学生被逮捕。经审讯后，有28名学生罪名成立，判处缓刑6个月；另外8名被控阻差办公，结果被判监3个月。李光耀因成为他们的律师而名声大噪。这就是新加坡著名的1954年“513”学运。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即1954年5月28日，一批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后改称新加坡大学）的学生被捕，面对煽动罪被控上法庭，因为他们在《华惹》（FAJAR）（社会主义俱乐部会刊）刊登一篇题为《对亚洲的侵略》的文章，指责殖民主义者强制马来亚加入军事联盟（东南亚条约），并征召服役而把国家推入战争。因此文章号召人民不要与殖民政府攀上关系。
李光耀也是他们的辩护律师，结果在同年8月审讯的时候，8名被控学生全数无罪，李光耀也因这两宗案件成为政治红人，促使他在下半年组织了人民行动党。

因为学运在新加坡燃起第一把火后，它在1955年触动槟城钟灵中学的学生介入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而被英化，结果有7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因事态严重，导致钟灵中学的学生在1956年举行集会，军警进行镇压后，有68名学生被开除学籍。

学运经此激发后，不遑多让新加坡，也在马来亚各地发生学生示威与罢课运动，例如进入1957年4月份，斗争逐渐进入高潮，除钟灵生声援被开除学生参与罢考外，韩中与中华的学生也在校内罢课，举行集会。在独立后到了11月份，学潮扩大，波及槟花女中与中华中学，更见各校学生齐涌槟华女中大集会。

紧接着吡叻、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的各华文中学都动了起来。因此1957年的“一一一四”在后来被列为学潮纪念日，它标志着马新的华校已因教育政策及改制的问题沸沸扬扬。在政府看来，华校成为左翼的温床。

转入1958年，学潮基本上平静下来，但左翼思潮在各华校内滋长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批生力军在60年代参加了左翼的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合），成为政治活跃份子。
在此之后，马来亚的学运核心因南洋大学的创立（1958年新校舍落成），又转回新加坡，但不再波涛起伏；在60年代中期又化整为零。这与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及马新分家（1965年）的政治变动大有关系。

吊诡的是，在70年代扛起华校学运重责的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马来亚大学。当1971年，马大华文学会成为左翼文艺的前哨站后，它就义无反顾地一马当先成为华校学运的接班人。这是1969年“513”种族冲突事件后，左翼文化阵地的重新整合，它与“513”无关，也不涉及种族斗争，纯然是一场学生运动。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马来学生也在马来亚大学推动第一波学运，1967年他们介入了支持雪州农民哈密大直落昂地区开拓森林地，并进行耕种和建搭屋子。不久之后，政府认为是非法活动乃采取行动镇压和扫除。这一下子，又激发马大的马来学生在校内进行示威。刚好也在这一年，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宣告成立，步新加坡大学的后尘，高举左翼旗帜。

这意味着，马来活跃份子已被组织起来，他们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68年举行示威抗议苏联入侵捷克。一直到1969年的大选前（4月和5月），马大学生会成功地在全国举行了13个群众大会，先后吸引了10万名群众的捧场，他们的斗争目标已涉及政治层面，包括推广民主，要求让人民获得更大的参政权，进而要求释放政治犯及外国军事基地撤出马来西亚。

至此，马来西亚的华校学运与马来学运已花开两朵，各自表述，且从中学走向大学，又因有左翼的因子在跳动而形成一个左倾的学运在发展；尤其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马来学运更是在安华的领导下加入了倒东姑的斗争，他们支持马哈迪而反对东姑的领导，也提早结束了东姑的政治生涯（1970年）。

有鉴于学生运动方兴未艾，又已从文化走向政治，在敦拉萨领导下的政府，乃于1971年（国会重开后）提出了《大专法令》，以限制学生参与政治与政党活动。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政府在1974年先后援引内安令及大专法令查封马大华文学会及扣留在华玲反饥饿运动中的领袖安华依布拉欣。

因学运冲击力太大，政府又于1975年修改《大专法令》，更进一步控制学生的参政权和言论及结社的自由。

如今事隔40年了，《大专法令》已成为妨碍民主进程的条文，它的消失也应是预料中事。

刊登于2011年11月7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