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1.11

批判凯里的社会契约论 (现代春秋)

巫青团长凯里建议政府推行新的社会契约以落实单一源流学校制度和土著扶助计划,从而促进国民团结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尤其是通过所谓“公投”来让人民决定是否接受新的社会契约更是应受到批判,因为他的言论不但语焉不详,而且含糊其词,模糊了问题的焦点。

首先,什么是“社会契约”?凯里没有说清楚,既然很多人都不知道真正的“社会契约”在哪里,又何来“新的社会契约”?

根据我们的理解,宪法本身就是隐藏着“社会契约”在内。虽然我们在独立时没有所谓“社会契约”这一字眼,但因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国家,它就不成文地表现出“社会契约”的精神。不过,真正出现于文字上的“社会契约”则始于1986年阿都拉•阿末(Abdullah Ahmad)的演讲。他这样说:“马来人支配的政治体系是出于独立之前极神圣的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切记,马来人在马来西亚政治体系当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是不能废止的。

1969年“513”的暴动就是挑战这个体系的后果。而在这之后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1957年契约所承载的承诺。新经济政策必须延续以维持马来人在政治体系的支配。这是符合1957年契约精神的,即使在1990年以后,这个不断演化的体系仍需要有维持、保护和扩大的机制”(阿都拉•阿末曾任敦拉萨的政治秘书,胡申翁时代任副部长被捕,被指涉及红色政治。他后来曾担任《新海峡时报》总编辑)。

这就是说,“513”及新经济政策被当成社会契约的破坏和重建,但这种论述是值得商榷和有争议的。

事实上,当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生效时,它就基本上给马来亚的政治体系提出一个完整的架构。这之中有给马来人下定义,也有保护了马来人的特别地位,而华人及印度人也得到生存权利的保障。

虽然在1947年时,华人社会与马来左翼政党曾联手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另提“人民宪章”的条文,但在英国否定下,“人民宪章”被束之高阁。从那个时候起,马来亚的政治是朝向中央集权制,一切的重要权力掌控在英国钦差大臣和总督的手里。因此最近有人提出怪论说马来亚联邦内陆不曾被殖民化是荒谬的歪曲历史。如果马来亚不是殖民地,巫统及各州苏丹又何须与英国签订“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如果不是殖民地,马来亚的政治领袖又何须远赴英国签署独立文件呢?

就是因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出现,才有了1957年的宪法依据协定的精神草拟而成,这部被尊称为神圣的宪法成了马来亚立国的根本。它在里头完全没有提及“社会契约”,却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协商与妥协。

比如宪法中没有提及首相的种族规定和首席部长的肤色,但它却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非马来人不挑战,也没有政治实力争取出任首相,这个职位是保留给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的。同样的,槟州的首席部长也在独立前预留给华人,那个人就是林苍祐。他被英国政府钦点为“首席议员”,意味着独立时就由他出任首席部长,虽然他后来推荐王保尼出任,但还是花落华人。如果说这是“社会契约”的话,那它是宪法之外的另一个“不成文的安排”。

当然也不是独立时的安排在日后就不能被改变,最明显的例子是独立时由马华的梁宇皋担任马六甲州长,两年后参政胜出担任司法部长,其留下的州长空缺就由马来人补上,从此也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契约”。又比如1994年后沙巴首席部长采取轮任制,但2004年后不再轮任,由巫统人担任首席部长。这就否定了“社会契约”的存在。

改变较为明显的例子是在教育课题上。这涉及宪法之外的民族教育的争取。1955年,教总主席林连玉率董教总代表与联盟会谈,东姑要求不提官方语文问题,而华教问题也留待大选后再商议。这是教育问题首次被摆上政治桌上,也注定了华教从此进入多事之秋。因为教育一旦与政治扯上关系,也就没完没了。

就在联盟于同年的大选取得大捷后,东姑答应成立一个以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书基本上被教总接纳,也在1957转成教育法令,但令林连玉意想不到的是法令中的津贴学校成了华校罢课与学潮的焦点。

虽然1957年出炉的教育法令没有引发大争议,但1960年完成的达立教育报告书就非同小可了。当它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时,就硬性规定华文中学要么改制成国民型中学接受津贴,要么成为独立中学,不接受津贴。

由于林连玉的反对和抗争,他付出了代价,教书证和公民权被吊销,华校也被切成两半。虽然这不意味着华校已面临存亡危机,但华校也因此变了样。既然华教没有存在所谓真正的“社会契约”,则凯里的新社会契约又从何说起?

在这里,我们认为凯里必须要翻查马哈迪的执政记录才好提出“改革方案”,否则是会跌入陷阱的。

凯里不能否认的是,马哈迪当政期间是他一手国语化所有的学校,除开华小、淡小及独立中学外,当国语政策大行其道时,华小顿成为热门的学校,这点是马哈迪所不担心的,因为来到中学,学生们不可避免要国语化所有教学的。这就是说,尽管华裔家长有90%将子女送进华校,它不成为教育的阻力,相反的,马哈迪所牵挂的是宗教学校的方兴未艾。这种趋势也是他在当首相时明显起来的,主要是伊朗在1979年的宗教革命成功后,带动宗教学校在马来西亚蓬勃开展。

整整廿年的教育被宗教化和单元化后,让马哈迪感到忧心忡忡的是教育水平下降和停滞,因此他在2003年下台前将教育政策来一个大转变,规定从小学开始,也要英化数理科。如果他不在这方面下苦功,则马来西亚下一代将因英语的弱化而成为“落后”的人。为了制止不健康的走向,马哈迪的教育改革虽有争议,也是有进步的一面。

如今政府只是在教学上作出伸缩性的调整,暂时保留马哈迪的教学制,但不意味政府不会走回“国语化教育”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凯里在此时提及“单一源流教育政策”显然是火上加油,对冷却争议一点好处都没有。

既然一路来教育允许华印文学校有限度的存在和发展,同时这类学校也没有制造种族紧张的现象,则在此时倡议公投来落实单一源流教育,除了含有个人的政治议程外,我们也看不到有其好处与优点。

不论凯里所说的“公投”是分族群来投票,并尊重族群的决定,但它又能带出什么正面讯息呢?这样没有实质效果和意义的“公投”不投也吧!而且教育是民族大业,经国之根基,没有什么好公投的。

最好的做法是凯里收敛他的傲气,不要给所谓含糊的社会契约画蛇添足。一向以来,马来族群都不存在政治危机,有的是某些政客的耸人听闻,以遂本身的目的,实在不值识者重视。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也是与社会契约无关,而是一个国家政策的大转变。同样的,凯里不能拿教育和社会契约挂钩,他们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再说,教育也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

刊登于2011年11月21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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