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选到退选的许子根 （直挂云帆）

在1982年“意料之外”参政的许子根，终于在“乱局”中作出了“牺牲小我”的决定，宣布不再参加来届的大选。这意味着，从政29年的许子根将在大选后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上句号。我相信，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也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许子根和民政党来说，这应该是好事，也是许子根全身引退的第一步。接着下来，预料他将辞卸槟州国阵主席。而且在大选过后，他将不再寻求蝉联民政党主席，比他自己的计划提早了3年左右（许子根原本规定自己只做两届主席，即在2015年引退）。

至于民政党也因在308政治海啸后一直振作乏力，加之改革不彰显，也就被外界评为“还是老样子”。最主要的是，它的领导层一成不变，仍然是308前的局面，也就感觉不到民政党有什么改变。现在许子根做出改变的第一步，自然预见民政党下来会有大动作。

事实上，民政党自创党以来就有其一套理论依据，那就是坚持中间偏左的温和社会主义路线，即使在70年代参加国阵后，林苍祐也没有改动这个大格局。但他强调的是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及公理与正义必须被维护。在这方面，林苍祐经常以槟州的发展作为榜样和典范，以让人民看到一个新的社会在槟城涌现。

无可否认的，林苍祐是引进“经济政治学”的理论在其治州的蓝本上。换句话说，一切以经济为主导，只要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他就勇往直前。久而久之，林苍祐造成一种效果是：只要是对经济有利的就是对人民有利的，其他的精神上的发展已在有意和无意中被忽略了，例如也有人批评林苍祐主政后，所进行的是槟州发展，对于民族教育和文化，已非槟州政府的主力。

当然这也不全是林苍祐的原意，而是他面对走向“渔村”的槟城，若不急起直追，槟城将会沉沦下去。因此在鱼与熊掌下，林苍祐只得以槟州未来为重。

其结果是80年代民政党陷入一场“民族教育”的危机，包括林苍祐也感同身受。也因为这样，董教总闯进了民政党的世界，要求民政党把华教的课题带进国阵和内阁下。在林苍祐不置可否下，郭洙镇和许子根忝为“华教代表人物”（这个名堂是董教总按上的）浮上台面成为政治人物，而且是民政党的候选人，以弥补民政党在林苍祐领导下淡化了民族教育的课题。

虽然在1982年的大选，董教总派出的候选人只胜了一半（许胜郭败），但也“挽回”了民政在早期的形象（林苍祐早期的形象就是民族的“英雄”，不惜退出马华来展示其民族气节）。

可惜的是，在董教总的“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下，它不能兑现这个理想，以致在后来褪了色，直到1990年的时候，董总主席林晃升又改弦易辙，推出“两线制”概念，一反“三结合”的理论。这意味着董教总打进民政的战略不是正确的。

因此到了90年代，民政党已不能再引用董教总的金字招牌来壮势，而是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挑战。也因为这样，林苍祐在1990年的大选对垒林吉祥时，他就显得在气势上盖不住林吉祥的凌厉攻势，而后者借用两线制和批评民政对民族教育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取得优势。结果是槟州的成就也抵不了民族大业的重要性。林吉祥的胜利就是反映出华裔社会有求变之心。但在林苍祐失败后，人民又产生惋惜之情。相比之下，人民又认为槟州政权远较其它课题紧迫和重要，主要是林吉祥做不了首席部长，也就不再指望他来改朝换代了。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许子根成为林苍祐的接班人。他在下来的一连三届击退行动党的攻势（1995、1999及2004）就是因为选民不能拿槟州政权作赌注，而许子根也就因势利导作了18年的首席部长。正由于他的顺势主政，也养成了一种“自然主政”的心态，即使有外界批评槟州后来发展不力，对民族课题闪缩。但对民政党来说，这是大气候所致，不是民政所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

可是人民并不是这样看问题。当他们认为民政已扮演完其“应有的角色”时，也就有一种改变的心态。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就是在民政措手不及下的大逆转，人民不客气地把民政连根拔起，这是继1990年林苍祐跌马后的另一个大挫折。许子根不但失利，而且连民政也扑地不起。

在这样的惨痛教训下，许子根虽有心扭转劣势，但气势已大不如前。因此选择急流勇退是必然的结果。无可否认的，这也与巫统的咄咄逼人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性的，因为更多的人要看到民政的改头换面。由于这样，许子根的退下和邓章耀的上位已成为一个新形势。这个形势是好是坏，没有人可以预测。只是知道，有改好过没改。

刊登于2011年11月14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