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1.11

回教国家半个世纪的转折 (直挂云帆)

这半个世纪以来,或准确地说,这55年以来是美国与回教世界的纠缠不清和关系变化的转折点。而为美国打开回教世界的缺口不是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恰恰是远离美国和中东的印尼。

1966年印尼的右翼军人苏哈多领导一场大流血的政变中,一举推翻了走亲共产国家路线的苏卡诺总统。

本来苏卡诺也不是左道中人,但却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为了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取得独立的印尼能在冷战的夹缝中生存,也就采取不亲美但与共产国家打交道的路线。他甚至还标新立异地倡议“纳沙贡”理念(即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存),把回教世界纳入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中。

1963年,印尼总统苏卡诺为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推动和开展的“粉碎马来西亚”的运动就是借助共产世界的力量,以和亲美的马来西亚较劲。因此马印对抗基本上是回教国家延伸了埃及的亲苏路线的另一个表现。

埃及的纳塞是在1952年的政变中成功地推翻法鲁克王朝。他在1956年将苏以士运河收归国有并在同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进一步靠向苏联。

另一方面,到了60年代,印尼的苏卡诺一马当先地与苏联和中国友好,也积极推动不结盟运动,希望建立一个不亲西方的第三世界。

但是当苏卡诺的反政变事败后,他就尝到了美国插手回教世界的痛苦与势不两立的逼迫。例如1966年苏哈多抬头并出任印尼军事首长后,他就把整个印尼倒向美国,大举杀害印共,苏卡诺的“纳沙贡”也就被“粉碎”了。当马印对抗结束,印尼也与马来西亚(东姑时代)一样,成为美国的盟友。在这种情形下,回教国家逐渐远离共产国家,但过程是缓慢的。

如果说,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美国还不足以促使埃及反思;那么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面临严重损失后,就不得不改弦易辙重新检讨其内外政策,因而在1974年与美国复交,意味着中东局势有新的转变。果然不出所料,1976年埃及解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显示埃及政策向右转。一年之后,埃及总统沙达特(他在1973年取代逝世的纳塞成为新总统)历史性地访问耶路撒冷,并与以色列媾和,全阿拉伯世界为之哗然(正因为这样,沙达特在1981年被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开枪打死)。

从印尼的转向亲美和埃及的重回美国的怀抱,在在说明了在与苏联争夺回教世界的斗争中,美国已占上风,且步步向苏联的权威挑战。

1979年,苏联在怒不可遏的情势下,大举进兵阿富汗,企图将阿富汗变成苏联的桥头堡和卫星国。这个时候,美国巧妙地利用回教国家的宗教分子潜入阿富汗,美其名是打一场圣战,实则是鼓动回教国家反苏反共。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出现一位在后来震惊美国的“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他就是美国当时(80年代)蓄意培养出来专门到阿富汗领导游击战,以拖住苏联后腿的重要棋子。

奥沙马宾拉登在1990年苏联撤军阿富汗后,变成一只脱缰的野马,不但在阿富汗立足,甚至与阿富汗境内与极端的塔利班组织相互合作,进而在1996年塔利班夺得阿富汗执政权后,他就与奥尔马(塔利班头子)结为“难兄难弟”,更进一步允许奥沙马在阿富汗建立命名为“阿盖达”的恐怖组织。也是在这一年,奥沙马向美国发出战争的指令,他扬言向美国发动“圣战”。此时的奥沙马已成为美国的敌人。这当然是美国始料未及的。

其实,当美国在70年代与苏联角力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后,它就怂恿和鼓励中东国家和回教国家自相残杀或默许政变来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例如在1979年伊朗柯梅尼长老成功地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后,美国就放手让伊拉克的萨达姆与伊朗打一场不分胜负的8年战争,目的在于拖垮或最低限度牵制伊朗不会在反美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又例如在1969年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的利比亚强人卡达菲,他先是受到美国肯定,后来因他的摇摆不定的立场和挑起反美的情绪,才被美国列为“危险人物”。但对这号的“政治狂人”只要有回心转意的可能,美国在时机未成熟下,还是会尽量争取的。因此当2003年利比亚的卡达菲不再反美后,他被容忍了下来。

还有突尼斯的本阿里总统在1987年的政变中推翻了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不论他是否真正推行民主,也被美国包庇而不必担忧政权变天。因此他在1994、1999、2004及2009年都蝉联总统。

如果不是突尼斯在去年杪爆发民众起义的突变,在位23年的本阿里是不会轻易下台的,因为人民无法忍受他的独裁统治。他终于逃到沙地阿拉伯当寓公。

这场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因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运动不但推翻了本国的独裁者,而且也蔓延至北非洲的回教国家。整个运动排山倒海而来,矛头指向各个大独裁者。

这个时候,美国如果不加入反对者的阵营,很可能会被革命的群众掀起反美浪潮,因此美国决定不再对昔日的盟友寄以同情或出手援助。理由很简单,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在研究和分析突尼斯的情势后,发现情况不妙。如果任由发展,对打恐战争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针对前景未测的茉莉花革命,美国不得不未雨绸缪和先下手为强,不再让任何极端派有机可乘,而是将“革命”导入美国鼓吹的民主制度的轨道内。

因为2001年的911恐怖分子得以轻易摧毁两座纽约帝国大厦,是美国轻敌所致,也在此一刻感觉到奥沙马的可怕,真的向美国发动圣战。因此在下来的任何时候,美国都不再轻视回教国家的风吹草动,也不再忍受反美的回教政权耀武扬威或陷入动乱局势。于是有了2001年美国联合盟友攻打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的大报复;复又在2003年进攻伊拉克,一举拿下萨达姆和推翻其独裁政权(1979年上台,历时24年)。

既然对萨达毫不容情(即使在1980年利用萨达姆向伊朗开战),那么对下来的独裁者也没什么情面可讲了,只要转成美国利益的绊脚石,他们就不再是美国的牢不可破的盟友了。埃及的大独裁者穆巴拉克在位30年不得不下台而成为阶下囚,也是美国不再积极伸出援手所致,当然美国也借机顺应回教国家的民意来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地位。

接着下来,虽然后期的利比亚不再反美,但在不符合美国及利比亚人民利益底下,美国也只好拿卡达菲祭旗。就这样,在位40年的独裁者也不得善终,他的下场与萨达姆大致相同,都是在偏僻的藏身处被人抓捕。萨达姆在2008年死于问吊;卡达菲则是在2011年被当场打伤抓获而丧命。

一代大独裁者在今日成为可怜的悲剧人物显现了时代的反复无常,当一个人成为美国的“累赘”时,他注定是要被铲除的。

当然在清除独裁政权的同时,今天的美国也在炫耀它在对付恐怖分子的战争中已打死了第一号公敌奥沙马宾拉登和第二号人物奥拉基,使得打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

还有叙利亚、也门等回教国家也面临变数,正等待美国收拾残局。

不宁唯是,当美国在各方面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后,它自然不放弃正本清源地厘清以巴胶着的关系。因此又频传出以巴已开始交换俘虏;巴勒斯坦准备加入联合国。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在进行最后的努力,以克制以色列作出让步的同时,也让巴勒斯坦在支离破碎中立国,藉此堵住激进回教势力继续利用以巴课题将掀起另一场反美运动,不然美国所作出的努力将付之东流。

整整55年了,我们终于看到回教怎样脱离共产国家而投入美国的怀抱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及后激进分子又从中跳了出来把矛头对准美国而又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样的转变中,美国也因911事件后不再姑息恐怖分子,也不再庇护独裁者。

老实说,茉莉花革命之所以血染回教世界,与美国的从中插手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回教国家被摆上世界舞台但又不能主导整局的悲局。也难怪今天的局面是一个没有英雄人物的年代,只知道美国在主导一切。这也许是回教世界在转变中不可避免的挣扎和流血。

刊登于2011年10月27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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