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本在1931年发动918入侵东北三省,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但国民党显然比较重视“剿共”,实行所谓“攘外先安内”的政策。
例如正当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之际,蒋介石却从1930年开始就对中共在江西与福建省地带的根据地开展了五次大围剿。
第一次是发生在1930年10月,蒋介石调动10万大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红军只4万余人。在“敌强我弱”下,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击退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围剿发生在1931年4月,因蒋介石不甘失败,又调集20万大军,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挂征,向中共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围剿”,但又被中共红军所打败。
第三次围剿发生在1931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企图彻底消灭红军。从7月打到9月,又是毛泽东占上风,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自此之后,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道,形成了中共革命根据地,控制21个城县,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红军人数也迅速地发展到15万人。1931年,也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定都江西的瑞金。接着中央苏区继续扩大,控制的人口已高达600万,红军也迅速增加至30万,形成一支令人生畏的战斗力量。
于是有了第四次的围剿。它发生在1932年5月。由于运动战发挥效力,毛泽东又再一次打败了国民军。后来因中共内部的矛盾和王明遥控的影响,毛泽东受到了党的批评和处分,被投闲置散。这又给了蒋介石另一个大好机会。
第五次围剿就在毛泽东失意时发生的,时间是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而中共方面不再是毛泽东坐镇指挥,而是听命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不懂中国国情,一开始就实行“全线出击”的冒险主义,使红军蒙受严重损失。中共苏区在国民军重重包围下,其北边大门广昌被打开,红军的保卫战失败,1934年4月广昌失手。到了10月上旬,国军又向根据地扫进。此时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和李德觉得大势已去,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仍有8.6万余人)。这就是说,红军不敌第五次围剿,才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才有了后续的延安的故事。
1934年10月15日夜,尚剩8万余名的红军,间中包括35名妇女(这里头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等人)。从江西突围行至遵义时,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主要归咎于博古和李德在战争中实行单纯防疫战略的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达成这一目的,会议议决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主要负责人;而毛泽东、周恩来及王稼祥三人组成指挥全军的三人小组。这样一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又确定其领导地位,不再被边缘化了。
事实上,当红军被逼大撤退时,整个队伍并不知道要往哪儿走才能取得立足的生存点,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说:“毛泽东说,在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他是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
这反映了长征时的茫然与毫无头绪。因此索尔兹伯里这样说:“它(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长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
为了鼓动士气,毛泽东在重新奠定其地位后喊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但不幸的毛泽东在此时面对党内另一大派系的抗拒,这个派系归张国焘所领导,他提出要“南下”,要到川甘康去,与毛泽东的“北上到川陕甘”唱反调。
虽然后来毛泽东的北进取得成功,但张国泰的破坏力也给红军造成一定的分裂(到最后竟是张国焘投奔蒋介石。当时是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而离开延安,与蒋介石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接头,从此他成了蒋介石的人,澈底背叛革命)。
无可否认的,在遵义时,红军仅剩3万人,到后来又增添2万新兵,但势力还是有限。毛泽东面临的是如何持续北上,于是有了四渡赤水迷惑国民党军队的奇妙游击战术。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佯攻,强行军和运用计谋,红军终于在胶平渡过长江。这段长江当地又称金沙江,江中流急滩险,难以航行。但红军只从对岸缴获了6只小船,载部队一批批摆渡过长江,用了9天6夜,顺利地闯过了天险。
下一个冒险是抢渡大渡河。这是一道在山间奔腾的急流,是整个长征途中最为困难的障碍。由于各方阻力,红军决定夺取泸定桥。这是红军北上的最后机会。这座桥由13根铁索组成,底下9根上铺桥板,做桥面以供行走。另外4根分别两边为护栏。但当时国民党军已拆除了大部分桥板,以为没有人会大胆且愚蠢地尝试从光铁索桥上过桥。
可是毛泽东还是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的战士手抓着铁索,身体悬吊在空中,一把一把地过河,无视前方敌人的炮火,也不畏下面是奔腾的急流。他们终于占领了北岸桥头。随后红军在铁索上铺上木板直奔北岸。
如果当时国民军炸毁铁索桥,毛泽东的长征事业可能就此告终,而敌人原本希望毛泽东的红军被困在大渡河,如同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军队被清兵在此一举消灭,结果是落空了。
当渡过了大渡河,红军已没有退路,只能继续北上。摆在前面的是大雪山。翻过了大雪山后,红军又必须爬上1.6万英尺高的山地,有成千上百的战士倒下去就不再起来。
继后,毛泽东的军队再用6天的时间走出了青海草地,这里是海拔8000英尺的高原,大部分时间都下雨,形成一个大沼泽,一片荒凉,没有人烟也没有生气。
红军选择走草地,是计算到蒋介石无法想象红军有这样的胆识。到最后红军必须翻越六盘山。毛泽东写了一道这样的词:“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1935年10月底,毛泽东成功地率领红军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与刘志丹和红25军会师。
在一年前离开江西时,红军有8万余人,来到陕西时,仅有5000人活了下来。他们饿了吃树皮野草,渴了喝自己的尿,饱尝风雨霜雪,闯过沼泽险滩,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关红军长征的部分,取自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一书)
这就是著名且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故事,因为有了长征,才有了延安的神话的诞生。所有这一切从井冈山开始到长征到延安,不过是十年间的事;而这10年间,既考验了红军的意志,也成就了毛泽东的功业。(二)
刊登于2011年12月8日《东方日报》
一将功成万古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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