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对政治的回应 （直挂云帆）

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和演变基本上有三个层次必须关注的，除了民主制度及政党政治外，第三个就是公民社会或说民间组织对政治的推动。

本文只侧重第三个层次来演绎马来西亚的政治变化。第一个阶段，从战后1946年到1969年的513事件，是政治人物和左翼思潮领导民间社会群起抗争与改革。

首先要提及的是巫统的诞生。它是在1946年通过马来人的大团结而催生的。确切地说，是因为有41个马来团体的支持和响应，展示了巨大的力量而使到领导人信心倍增。主要的目的是反对英国强行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结果导致英国殖民政府改弦易辙，才有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出炉。

由于主导力量是政治人物，也就是时任柔佛署理州务大臣的拿督翁，因此即使左翼马来国民党三个月后掉队，也无法阻止巫统的组成和壮大。

这就是说，公民社会运动是在政治人物或说政府中的人物的领导下发生了作用，单靠公民组织而无显赫精英人物在当时是无法塑造出一个政治体制来。

在华人社会方面，情况大致相同，但主动权先在公民社会而后才轮到政党接管重要的工作。例如在1954年当林连玉（教总主席）也促成董总之后，他就积极地向马华及巫统阐述他对华文教育政策的坚持与不妥协，并在后来达成“协议”，以换取华社对联盟的支持（1955年的普选，联盟大胜51席；回教党只胜1席，拿督翁的国家党全军覆没，总共竞选的是52席）。

林连玉在后来也争取到马华公会及联盟确保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确保华校的地位而令华社满意（这份报告书也成为1957年的教育法令）。但林连玉不是事事顺心顺意的，后来他就是强烈反对1960年的达立教育报告书的第一人（这份报告书成为1961年的教育法令，规定华文中学要么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要么成为独立中学），他扬起民族教育的大旗，换来的是他的教师证被吊销，公民权也被剥夺了。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为政治形势的逆转，及后是由左翼政党的社阵（主要劳工党）接过林连玉的民族主义的大旗，参与并引导华文教育的斗争。

来到1967年的槟城大罢市运动就是典型的政党领导公民社会的一场影响深远的大斗争。它主要是由劳工党发起，目的在于抗议政府因英镑贬值而宣布旧币（有英女王肖像的钞票和钱币）贬值15巴仙。由于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虽然示威游行只在市区引爆，但商店及巴刹在劳工党人的劝告下群起响应，纷纷关门结束营业。政府因为担心引起各州群起示威，因而急切宣布所有钱币等值使用，使到民间交易不因钱币不等值而大伤脑筋。

此后，走激进路线的劳工党宣布杯葛1969年的大选，但它却在投票前夕领导其同志林顺成（涂写标语时中抢而逝世）的出殡仪式的庞大队伍在首都成为政治大课题，反对党在那一年选举取得较好成绩，中央仍归联盟执政。3天之后，终于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

第二个阶段是1969年的“513”到1990年的两线制的鼓吹。这一时期公民社会也起了一定的变化，不再事事由政党主导，而是民间团体也参与其中，成为领导一方的新形势。

最明显的是在1974年的华玲反饥饿运动，安华领导他的大学班底及回教青年组织（Abim）结成一场群众运动而遭受内安令的扣留两年。虽然暂时失去自由，但安华已成功地为自己扎下政治根基。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安华也因家庭背景（其父母亲均为巫统地方领袖）有助于他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

果然在1976年被释放后，安华就一头栽入领导民间的反社团修正法令（反对政府拟将社团分成俱乐部或政治组织）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安华成了家喻户晓的红人。

于是在1981年当马哈迪拜相时，安华就加入了巫统而成为一颗政治明星。1982年的大选，安华出征老家峇东埔国席是一场硬仗，因为这是回教党的强区，安华有需要向巫统元老证明他是草根涌现的实力派，不是躲在马哈迪后面，在安全区胜出的人。从这边显示安华先是依靠民间力量，再结合政党力量开始其从政之路。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子根的身上，他也是在1982年参加大选的学者，是直接由董教总“甄选”出来的华校精英。另外一位是郭洙镇。董教总一向以来是民间组织，它比林连玉更明显地派出“自己人”加入执政党寻求华教前途的保障。民政党的被选中和董教总把自己卷入政治漩涡中也导致后遗症出现，那就是马华公会及行动党不能接受董教总提出的“三结合”理论（执政党、反对党与民间团体的三结合），更对所谓“打进国阵，纠正国阵”不屑一提。

8年之后的1990年，又是董教总的林晃升提出了“两线制”来取代“三结合”。这种由民间倡议而交由政党推行的也只有民主行动党承接下来。当时在朝的马华公会及民政党乃至人联党是不回应两线制的。因为马来社会的未积极跟进，只有华社热切响应，两线制也无从开花结果。

第三个阶段从1990年到2011年。一场“烈火莫熄”燃起公民社会的抗争运动，在1990年排山倒海而来。继之又因安华坐牢（1998年9月被捕，直到2004年9月获得释放，前后有6年之久）而陷入低潮。但到了2007年后，民间团体再一次展示自身威力而不再让政党专美于前或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安华于1998年被革职后，他是通过个人的力量和民间团体而掀起千层浪。那时他还未组成政党，非政府组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安华未在1998年9月20日后身陷囹圄，“烈火莫熄”火花自然会继续延烧，即使后来规模转小，但街头斗争又再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这个方式在60年代由社阵，主要是劳工党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安华事件引发的。由此可见，民间社会已在酝酿一场变革。

果然不出所料，2007年有律师公会的大游行，抗议司法不彰。这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由执法者发起的游行似乎是前所未有的。

继之，印裔社会组成的兴权会的游行以争取权益竟形成一项国际大课题，导致印裔社会动了起来。这种不靠政党，只靠自身力量的斗争也为新一轮的民间斗争增添力量。

当时最为轰动性的民间运动就是2007年由净选盟组织和领导的大示威，要求选举民主和透明化。它在政党的支持下，成功将备忘录呈交元首。

凡此种种，给反对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2008年的政治海啸的发生就与此大有关系。

转入2011年，我们又见净选盟709的再出击；律师公会再次为“和平集会法令”不公游行请命；还有安华案件引爆的大集会也显示了民间力量正与政党相结合（安华于本月9日被宣判无罪，局势急转直下，斗争焦点又回到选举场了）。无论如何，进入2012年，大规模的“烈火莫熄”的时代已不再成为时尚，期待马来西亚会发生一场茉莉花革命也是十分争议的，因为人民宁可选择在选举中较量，而不是在街头上展示力量。

（本文是作者于2011年12月28日应吡州公正党之邀而发表的政论之部分内容，题目是《从Bersih到自由之行，下届大选大马茉莉花开？》）

刊登于2012年1月1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