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性政党的由来和发展 （现代春秋）

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长莱斯雅丁认为种族政党目前不可能在马来西亚消失，这是因为各族拥有浓厚的情结，而这也是种族政党存在的主要原因。 他这样说，国阵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勇气”注册“国阵”成为一个政党，主要是我国各族之间存在一定的偏见及怀疑，而宗教、文化及经验都可能是引发偏见及怀疑的因素。 其实，要探讨种族政治这一大课题，我们必须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那时除了与英军联手抗日的马共继续存在外，也出现了以三大种族为基础的政党，第一个是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发起人是菲立何亚林等人（他是林建才及林建寿的舅父）。虽然标榜是多元性的，但主要的领导人和成员则是华人，其中包括林建才及余柱业等人。与此同时，马共的代表也加入其中，并以余柱业属最高级别。 这个政党在1947年与其他政团和商会介入马新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将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用以取代《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所谓的其他政团即指也在1945年杪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和不具政治色彩的商会（当时由陈祯禄及李光前领导）。马来国民党是为第二个种族性政党。 即使以“大罢市”为武器，要求英国接受“人民宪章草案”为目的，但仍不得要领，因为英国并不接受这样的献议，而且也认为不足构成威胁。与此同时，民间的华基政团并不重视英国提出的《马来亚联邦》宪制，包括马共也不热衷，反而是马来社会群起反对，要求英国取消此宪制，理由是它忽略了马来人的权益和苏丹的地位。 就这样，又一个代表马来人的政党终于在1946年组成了。在拿督翁（当时的柔佛署理州务大臣）的领导下，“巫统”（UMNO）正式诞生。初时它还获得代表马来左翼势力的“马来国民党”的支持，后者后来虽然离开了巫统，但已经坐大的巫统仍按既定计划与英国达成协议，让《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2月1日生效。 从那一刻开始，具有左翼色彩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鉴于形势发展对其不利，乃在1948年中“无疾而终”（因为英国也指责马共渗透此组织）；而“马来国民党”则在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也指它受共党影响。 在另一方面，脱离了“大罢市”的陈祯禄则在1949年领导成立种族性政党马华公会。陈祯禄被鼓励组织政党主要是希望他解救处在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英殖民政府驱赶大批华人入住新村，并用铁刺网严加管制，以阻止援助马共活动。换句话说，英国让近50万华人受苦后，则要马华倒过来做好事，真是好人坏人也做尽了）。 这就是说，陈祯禄的马华公会初期并不热衷于政治活动和斗争，而是以协助新村华人为主。福利彩票发行的收益也用在此方面，直到1953年被英政府禁止（指政党不宜办福利彩票）后，马华才真正地开始思及华人的政治定位和方向。 在时局的演变和发展下；尤其是1952年马华与巫统联手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大败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候选人（马华巫统联手取得9席，国家独立党只得2席）后，已促成这两个政党具备合作的条件，接着它们又积极拉拢第三个于1946年成立的国大党（这个政党本来是属于印度尼赫鲁的一个支会，后来逐渐发展成本土化的种族性政党），并在1954年三党合组成联盟，全面地参加了1955年的独立前的普选。虽然这个选举不是充分民主的，只选52名立法议员，另46名是委任的，但却是朝向自治邦迈进的大选。结果联盟大获全胜（角逐52席，胜出51席，另一席归回教党），拿督翁（1951年脱离巫统另组新党）的国家党（原名马来亚独立党）全军覆没。从此翻开了种族政治历史性的一页。这就是说，自此之后，种族性政党通过上层的合作模式成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政治模式，历久不息。（上） 在战后虽然在野党方面力求摆脱种族性政党的标签，但一直未有重大的成效。例如在独立后（1957年）崛起的左翼政党（由劳工党及人民党组成的社阵，模式与联盟一样，只是合作，不是合并成一个政党），也有种族倾向。如劳工党基本上是华基政党，人民党基本上是马来人的政党，有少量的华人参与。至于在1951年由巫统分裂而成的回教当，则归属马来人政党。 正由于种族性政党获得生长的土壤，也在个别的族群发挥功能，因此由巫统、马华及国大党联合组成的联盟自独立后都在选举中稳操胜券，没有人质疑它的保守性与种族性。直到1969年大选后，才全面的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但是这种政治生态的改变不意味着种族性政党的消失，恰恰相反，连不承认为种族性政党的在野党，竟而被当成种族性的政党被收编。例如民政党被视为华基政党，砂州的人联党也被视为华基政党；人民进步党被归纳为华印政党，而回教党则属于马来人政党。在时任首相敦拉萨大一统观念下，他促成了联合政府在吉兰丹、槟城、吡叻及砂拉越推行（1971至1972年），及后索性将它们收编在执政集团内，把联盟扩大成国阵。表面上有新加入不属种族性的政党，实则每个成员党都有其种族的代表性。因此，我们只能说是巩固了种族性政党的组合，不能说种族性政党已因成员增加被冲淡了其种族色彩和倾向。即使在这之前发生了“513”种族冲突悲剧，国家也受到一定的控制；同时巫统在洗牌后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地位，得以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 在这一政策底下，不但国家经济结构澈底改变，而且政治结构也起了大变化。国家也随之出现了土著和非土著之分，这种的划分也使到种族性政党居于重要的地位。 也只有来到308政治海啸后，我们才看到另一个新格局竟在2008年意外地涌现。这种新格局虽然不是打着非种族性口号对抗种族性政党的结果，但明显地出现华人与印度人思维的改变，且对国阵内的华基或印裔政党投下不信任票。这批选民表现出反对种族性政策，因此给予国阵上了重要的一课。虽然城市的马来选民也有所改变，但绝大部分的马来选民仍然以巫统作为首选，这就导致308的大选巫统是国阵的赢家，其他成员党则蒙受重创，只有东马国阵依然维持优势，但在2011年砂州州选的冲击下，又一个华基政党—人联党上演滑铁炉。这样一来，马华、民政及人联党成了国阵内三个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 当然这不意味着如果它们转型成为多元政党就能挽狂澜于既倒。事实上，民政与人联党本来就就强调多元性，否定单元性，但在选民眼中它们还是不折不扣的华基政党。因此它们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它们无法改变现有制度的缺陷，而不是它们的政党结构。 总得来说，种族性政党不是选民唾弃的主因，因为在当时民联也同样有种族性的偏向，例如回教党是马来人政党，行动党基本上还是华基政党；而公正党虽有明显的多元性，但仍以马来人为主导。 对此而言，不是民联的组合有问题，也不是国阵的组合有问题，而是它们所代表的政党和思维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发展成为选民的选项。它们似乎都是用种族性的合作来看待国家的未来。因此在现阶段，消除种族性政党还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时候。关键不在于种族间的对抗，而是在于两大阵营如何以政策收服人心。 在这方面，莱斯雅丁的说法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不认为两线制会成为未来的走向倒是值得玩味的。也许下届大选之后，我们将会更明确地看到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或是政党被收编成新的大一统局面或如莱斯雅丁所说的两个阵线进入了另一个尖锐的斗争阶段？但这不是两线制又是什么？（下） 刊登于2012年1月30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