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英于2008年与许子根来一场“王者论战”后,如今事隔两年,他又接下与蔡细历辩论这一招。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辩论;尤其是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更成为一个时尚。
因此,在第一方面来说,既然许子根开了头到蔡细历跟随而上,在在显示了政治已有了明显的转变,挑战辩论不再是反对党的专利。这就是说,执政党迈开重大的一步。因为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执政党领袖都不习惯与反对党领袖直接辩论,例如我们何曾看到巫统主席与回教党主席直接交锋?我们又何曾看过马华总会长接受社阵主席或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马华头头也似乎只有陈祯禄于1953年在电台与马来亚大学校长薛尼(当时大学设在新加坡)辩论过,双方针对南洋大学之创办开展半个小时“舌战”,一时传为政治佳话。
但是薛尼毕竟不是政治人士,双方的争论也就擦不出特殊的政治火花。
自此之后,马华总会长从林苍祐到陈修信、李三春等乃至后来的林良实及黄家定,甚至翁诗杰都不曾在担任总会长时与反对党领袖来个针锋相对。就记忆所知,当年最会挑战执政党公开辩论的就是行动党的林吉祥,但他不曾与马华头头短兵相接,反而是其儿子林冠英获得了机会与两大政党领袖周旋。这说明了在政局改变下,任何政党已不能视辩论为反对党的挑衅,反而要勇于接受。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政党之领袖不能像过去那样对挑战冷漠以待或不屑一顾。不管拒绝者出于任何理由,在今时今日,已是被认为是不够礼貌,也不是领袖应有的风范。
第二方面,本周六的“王者之辩”的课题是很值得玩味的。在辩题“两线制会不会变成两种种族?”的大框架下,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在308后出现的新争议。如果没有308的政治海啸,断不可能出现两线制。早年的社阵也好(60年代),后来的第三势力崛起也好(70年代民政及行动党成为大赢家),还有90年代46精神党扶起回教党也好及千禧年公正党又再次让回教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也好,我们也没有看到“两线制”起了重要的作用,反而是看到执政的集团越来越巩固,乃至有所谓“一党独大”之势。
这一党独大的批评与责难也成了国阵在2008年大选的梦魇,犹如平地一声雷地将国阵的华基政党轰得七零八落,一下子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最严重的莫过于国阵输掉五州执政权(2009年拿回吡叻),且在国会不再享有2/3的多数席压倒反对党。
正因为反对党有很大的斩获,有人警觉两线制千呼万呼始出来;而所谓的两线制是国阵(巫统)仍掌管中央政权,反对党在民联的旗号下直逼国阵。如果不区分种族结构,而是以议席来评估,则马来西亚确实出现了两线制。
这就是说,马来西亚人民终于通过投票使到反对党拥有空前的议席(140对82,此数目不论及后来的变节),足以震撼国阵的执政权。
但是在种族的结构下,偏偏出现了所谓种族上的偏差,比如巫统参选117席,赢了79席,基本上保住了68%的议席,不能把它归为失败的一方。
既然巫统不算失败,当然是友党表现不佳才导致国阵议席减少,也失去了四个州政权。这失败的矛头难免对准马华和民政及国大党。于是华基政党在国阵内的地位已有转变;后来再加上砂人联党成为失败者,更印证了国阵失掉华裔的支持。
有人因此担心这样的种族结构的两线制是不健全乃至会出问题的,也就在市面上出现这样的声音:两线制的发展将带来两种族制。即指马来人支持国阵(巫统),印裔票有回流,但华裔票转向民联(行动党),结果造成国阵是巫统一党独大及民联是行动党一党独大。若是此事在第13届大选发生,那就是两线制带来的“弊病”,它会破坏现状和既定的秩序。可是如果否定两线制也就否定人民的权利与民主政治的合理性。
虽然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议题不会是无的放矢和杞人忧天的,但却模糊了民主斗争的真意与选举的焦点。
无可否认的,选举是民主的最高和最直接的表现,我们应该先尊重选举和民主,然后才来议论种族的结构问题。如果敦拉萨在70年代能够成功地进行政治洗牌,重新规划政治生态,那么今日纳吉没有理由是铁板一块而一成不变的。我们也绝对不能因为这会导向种族的分帮立派,而停止推行民主和两线制。
再有一种可能性是一旦真的出现种族上的失调,那么朝野政党坐下来面对问题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如果西方国家如德国的政党能够组成联合政府,来一个朝野大合唱,那么马来西亚的政党也同样有智慧给人民带来较好的政治秩序。
总而言之,政治上的种族性结构由来已久,而两线制才刚刚起步。它们之中虽有关联,但不是密不可分的。过去没有两线制也已存在种族性政党。如今有了两线制也确实使到种族性政党力求革新,因此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实质上的不同,理应一分为二处理,而不需要二合为一的混为一谈。
刊登于2012年2月16日《东方日报》
am angry and puzzled : the debate was in Chinese mandarin BUT no no no CHINESE language used on stage at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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